1979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成立大会暨中国社会科学考古学规划会议上，决定把铜鼓研究纳入考古学规划，国家文物局召集西南几个省代表开会，决定当年冬天在广西南宁召开一次全国铜鼓学术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建议几个省联合起来做一次铜鼓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铜鼓调查。

　　蒋廷瑜早年从事田野考古，对铜鼓并无多少了解。正是这次调查将他带入铜鼓研究世界，也改变了他对铜鼓的看法。铜鼓研究30年来，蒋廷瑜先后有10部关于铜鼓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古代铜鼓通论》，该书“对有关铜鼓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做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如今76岁的蒋廷瑜依然心系铜鼓研究进展。

　　铜鼓研究中心由欧洲转向亚洲 

　 《中国社会科学报》：铜鼓研究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您是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铜鼓研究情况的？

　　蒋廷瑜：中国是世界上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铜鼓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清乾隆十四年梁诗正编辑《西清古鉴》时，才将14面铜鼓收入图集，其后《西清续鉴》又收进铜鼓9面。这两部书是铜鼓见诸图录的开始，也是中国学者真正研究铜鼓的开端。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在资本主义势力东渐之后。这一时期的铜鼓研究注重铜鼓的起源地及铜鼓本体研究。德国德累斯顿枢密官迈尔博士1884年在莱比锡出版了《东印度群岛的古代遗物》一书，为欧洲铜鼓研究兴起首开先河。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研究者当属奥地利学者弗朗茨·黑格尔，1902年他出版了划时代意义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

　　一战后，铜鼓研究转入另外一个铜鼓大国——越南。当时的法属越南在河内设立远东博物学院，逐渐成为世界铜鼓研究基地。这一时期关于铜鼓起源问题仍然争论不休，尽管学者已经了解到中国南方使用铜鼓的一些情况，但对于铜鼓的族属，仍无定说。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郑师许、唐兆民、徐松石等，均对铜鼓做过研究。二战后的西方铜鼓研究式微，再没有出现专门的铜鼓研究学者。

　　20世纪50年代之后，铜鼓研究可以说进入中越争锋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机构对铜鼓的搜集整理，以及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为铜鼓研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四川大学教授闻宥出版了《古铜鼓图录》。云南省博物馆也将其馆藏铜鼓资料公开出版。之后李家瑞、何纪生、黄增庆、冯汉骥、洪声、汪宁生、李伟卿等学者先后发表论文，运用新的考古资料对铜鼓的分类、断代、纹饰含义、社会功能做了系统的探索。特别是以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为标志，中国对古铜鼓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也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