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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犹两民族相携共度二战危难
2015年11月27日 10: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7日第854期 作者:殷罡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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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前夕,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发布了公益宣传片《谢谢上海》。4个月的紧张拍摄,被浓缩成48组画面,片长只有76秒,主题只有两个字:谢谢。

  这是发自内心的很贵重的两个字。上海在二战期间先后接纳近3万欧洲犹太难民,这件事在以色列尽人皆知,“前中国居民协会”组织的纪念活动已经持续到了第三代人,数以千计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代专程到上海追思,这一题材的中外文书籍已经出版了上百种,文章不计其数。即便在中国和以色列完全断绝关系的冷战时期,以色列报刊也不断发表文章,赞扬中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宽容接纳。

   

   中国宽容接纳犹太难民 

  被纳粹势力逼得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之所以能在上海与中国人共度艰难,并非出于当时中国政府的特殊政策,因为在犹太难民涌入之前,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中国政府已经无从控制上海局势。况且,由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存在,上海原本就是一座对外国人完全开放的城市。但上海的开放,并不是几万名犹太难民得以在上海避难并由衷感激这座城市的唯一原因。犹太人感谢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被宽容的中国社会所接纳。

  纳粹反犹、排犹、杀犹,有其深厚的宗教意识形态背景,这种背景在中国是根本不存在的。纵观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排犹现象。相反,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和各党派领导人都对犹太人的遭遇和他们争取民族自决的运动表示支持。1920年4月,孙中山曾致函上海犹太社团领袖埃兹拉,热情赞扬犹太民族的奋斗精神,表达了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此后,当时中国外交部和众多政界要员都对犹太人争取民族权益表示坚决支持。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宋庆龄曾率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就纳粹德国的暴行向德国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学者则发表了一系列介绍犹太民族苦难遭遇和声讨欧洲反犹暴行的文章。

  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上海市民才能毫无顾忌地和犹太难民在同一个弄堂里烧饭,在同一个市场上买卖商品。

  包容性极强的中国文化不仅让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等地得到庇护,也曾促使已经迁都重庆的中国政府为安置更多犹太人做了认真而大胆的尝试。

  1939年2月,面对欧洲狂热的反犹浪潮和上海已经不堪重负的局面,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接受了逃离德国的犹太富豪白尔克拉斯的建议,根据“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的“总理遗教”,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拟在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案”的议案。

  根据这一计划,中国政府将把云南腾冲或蒙自地区作为犹太难民收留地,收留人数为10万人,犹太难民在交纳少量安置费后可以在收留地开展商贸经营和农业垦殖。孙科的议案立即获得通过,国民政府各部为此进行了紧张的论证,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该项计划不必通过国联,尽快秘密实施。行政院长孔祥熙为此签发了命令政府各部和各省市遵照执行的训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电重庆表示热忱欢迎犹太移民。消息传出后,正被难民接待问题所困扰的上海犹太社团兴奋异常,埃兹拉创办的社团机关刊物《以色列信使报》于1939年7月刊登了将近两个版面的长篇报道:“十万犹太人有望安家中国,云南将成为难民的应许之地”。同月,行政院完成了最终审核。

  孰料,未及方案启动,由于德国的压力、日本的阻挠和经费不足等多方原因,中国政府在云南安置大量犹太难民的计划最终流产。

  二战结束后,绝大多数犹太难民离开了上海,但战前的犹太社团和部分战时难民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未撤离上海的犹太人得到了新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的礼遇。1949年成立的“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每年都向世界犹太人大会提交年度生存报告,每份报告里都表达了对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感谢。1958年的报告是这样结尾的:“必须指出,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对犹太居民及中国犹太社团都非常友好大度。政府部门对我们的宗教需求给予了特殊的关心和照顾,理事会在记录中郑重写下了对这个伟大国家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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