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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体系 ——访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戴庆厦
2014年08月22日 06: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第637期 作者:唐红丽 字号
关键词:濒危语言;研究院院长;语言;藏语;师范大学

内容摘要: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戴庆厦教授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被学术界广泛熟知。

关键词:濒危语言;研究院院长;语言;藏语;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

  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戴庆厦教授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被学术界广泛熟知。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的专著,书中所用语言材料大多是作者亲自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得来的。20多年来,他先后做了满、赫哲、达斡尔、土家、仙岛等濒危语言的田野调查,还做了毛南、阿昌、基诺、浪速、勒期、波拉等衰变语言或小语种语言的田野调查,发表并出版发行过诸多著作。现在,他更关心的是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问题。

  他认为,中国不能一味按照国外理论来界定中国的濒危语言,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体系。日前,记者在京就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问题专访了戴庆厦。

  正确认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年,在濒危语言研究领域,您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戴庆厦:我原来主要研究藏缅语族。濒危语言的理论和提法从国外传入中国后,被国内很多语言学家接受。当时,我想就国内的濒危语言摸摸底,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随着调研的深入、掌握一手资料的增多,对濒危语言研究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调查研究,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对濒危语言这个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情况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戴庆厦:让我感受最强烈的是,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忽视有些语言出现濒危、衰变固然不对;夸大语言濒危也是有害的,不仅会造成人心惶惶,导致难以对症下药,还会带来政策上的偏差。

  具体来说,我的观点是,第一,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会延续使用。虽然有些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或分布在杂居区的语言,在青少年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下降,但大部分地区的人仍会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第二,我国小语种的生命力并不脆弱。调查数据显示,即便是使用人口较少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其使用功能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基本稳定,而且预计至少在今后几代人中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第三,我国的濒危语言是长期形成的,并非随着近期经济的快速发展才出现的。如满语的衰亡经历了300年左右的时间。土家族转用汉语,在隋唐就已开始。第四,必须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近期出现的使用功能变化,大多不是语言濒危,而是程度不同的语言衰变。濒危语言不可挽救,而衰变语言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包括政策辅助等,改变其衰变途径。

  从四个角度构建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于上述认识,您认为,在濒危语言研究领域应该思考哪些理论问题?

  戴庆厦:近20年来,濒危语言问题已广泛地受到我国语言学家的重视,成为当代语言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我国语言学界对语言濒危的严重性有了共识;对语言濒危与传统文化、语言多样性保护的关系认识日益深入;以记录保存濒危语言资料为主旨的课题在不同层面和范围先后开展。这表明,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已与国际接轨,实际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它已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包括研究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实际工作之中。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的濒危语言研究理论体系,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首先,如何界定濒危语言?不能单纯以民族人口数量和掌握母语的年龄段为判断标准。联合国的9条判定标准虽然反映了濒危语言的主要特征,但仅是单项指标。中国的濒危语言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有20多种,有人认为有10多种,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所用标准不一,此外还与研究者对濒危语言的情况未能掌握好有关。

  我提出以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共同核定的综合指标体系。核心指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丧失母语的人口数量比例,如果80%以上都已转用第二语言,并呈增长趋势,其母语可能是濒危语言;第二,母语使用者年龄段分布比例,如果只有老年人懂得,青少年已失传,表明已有濒危先兆;第三,母语能力高低,如果对母语只能听懂,没有说的能力或者说的能力很低,说明这个语言的功能已严重衰退,正走向濒危。参考指标起补充印证作用,包括母语的使用范围、对母语的语言态度以及与语言使用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

  其次,造成濒危语言的因素是什么?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既有语言外部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因素,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语言态度方面的因素,如本民族人对母语的态度。

  再次,怎样从语言结构特点上认识濒危语言的特点?从语音、词汇、语法几方面观察语言接触对结构的影响,分析语言在逐渐衰微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变化,探寻濒危语言结构系统衰变的共同规律。

  最后,怎样对待濒危语言?少数民族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摆脱贫困、落后的任务,需要更有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语言文字。此外,濒危语言不同于濒危动物、濒危植物,后两者可以放在人为的保护圈内使其免于消亡,但谁也不能人为地限定一个民族去保持面临濒危的语言。在我看来,我们的任务是尽快地记录保存面临濒危的语言。

  濒危语言记录研究仍待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了解到,目前学界已有很多濒危语言的记录和保存成果。

  戴庆厦:确实如此,当前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本体的记录描写,二是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但语言记录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真正濒危的语言无法抢救,记录和保存仍是最基本的工作。如果一门语言,我们还没来得及记录,它就已经灭绝了,就得做大量艰难的考证工作,像考证西夏文字、契丹文字那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学术界对濒危语言的认识存在哪些问题?

  戴庆厦:现在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准确。主要表现在盲目追随国外理论,缺乏对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探索。此外还有狭隘的感情认识,觉得自己嚷一嚷国家就会重视,打着濒危语言研究的名义拿项目、出著作,这样容易把濒危语言扩大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濒危语言研究的人才队伍是否完备?

  戴庆厦:目前,国内没有专门从事濒危语言研究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大多是兼职研究者,包括我。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发现,现在关于濒危语言研究的系统性成果几乎没有。

  戴庆厦:总体来说,当前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很不够,对语言濒危功能状态和结构状态的研究,远远落后于濒危语言热的程度,这个落差需要努力缩小。同时,希望学界同仁今后加强濒危语言的理论研究,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濒危语言理论、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戴庆厦:我认为,应该将濒危语言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加强培养有濒危语言调查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的人才。提升对濒危语言情况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对策的研究等水平。这样才有可能更有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升濒危语言理论研究水平,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戴庆厦:社会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不断有新事物涌现和旧事物消失。濒危语言的趋势只能延缓,无法阻止。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最基本的仍是人才队伍建设和一手资料的掌握。

  在研究队伍建设方面,不需要大规模的研究队伍,但至少要保证具体语言研究领域能一代代传承下去,不断代。

  此外,还需要成立专项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的濒危语言进行摸底调查,掌握全面的一手资料,形成准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濒危语言体系。但由于缺乏资金,这个项目还无法展开。20多年来,这个学科仍然没能建立起来,可见这项工作的难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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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唐红丽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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