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属文化的一种，受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水平、价值观念甚至技术的影响甚大。作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甚至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新闻价值的核心并不完全一致，其所呈现的内容和精神千差万别。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立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诞生，追溯历史，中国新闻实践和理念发展的主旋律就是契合中国社会文化、融入中国价值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自觉之路。

　　中国新闻理念的传统因袭与西方启蒙宣传

　　中国古代漫长新闻业留下来的遗传基因相当强大，近千年来稳定的邸报系统一直是封建帝国不可或缺的政治传播制度，对维护农耕社会的集权统治意义重大。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契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影响至今，包括：政治新闻和官方媒体的统治地位、官文书文本风格的影响，以及来自御史台等监察官员的（符合机构程序和官方认定的）对封建体制内部各级官员的批评性文字等。不论现代人是否承认，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实践与理念，是中国新闻学中无法忽略的历史基因。

　　近代新闻业作为舶来品，伴随着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贸易进入中国，在带来新闻业全面发展要素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新闻理念。但中国新闻的实践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新闻理论的逻辑进行的，而是体现出独特的路径。事实上，不是真实、客观和自由的新闻理念，而是宣传和教化的新闻理念先行进入中国，是基督教报刊率先带来了报刊强有力的宣传功能和教化功能。基督教报刊从19世纪前期马六甲《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上附和中国文化的宗教知识宣传，到19世纪中期上海《六合丛谈》上的包裹了西方相对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的变相传播，再到19世纪晚期上海《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弊病和改革路径等问题的直接谏言，西方宗教报纸每一次与中国社会的深入嵌入，都成功地将报刊“宣传”功能示范出来。而这种功能是历史悠久的“邸报”系统所不具备的。

　　不同于世界近代报刊诞生与发展的经济推动力，政治推动是中国新闻实践的第一特色。国人对近代报刊关注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清末维新变法之时。改良派知识分子用近代新式报刊鼓吹推动政治变革，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中国涌现出90多种新式报刊。

　　在严重的民族危亡面前，与其他进入中国的近代西学一样，新闻的学术启蒙直接被救亡运动的工具性运用所替代。新闻事业强大的宣传鼓吹功能，被近代报人直接打造成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救亡工具，救亡模式明显贯穿于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诞生和发展，引领着中国新闻业的实践。在救亡模式下，新闻业首先强调了在改造思想、人心、人性、社会风俗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梁启超的报刊“耳目喉舌”观，严复等关于报刊“通上下”“通内外”的主张，均是针对近代中国信息壅蔽开出的药方。革命派报人则大大发展了报刊宣传的功能，甚至不惜放弃真实客观的原则，实践中报纸宣传也的确发挥了巨大功效。孙中山赞叹，一份好的报纸抵得上十万毛瑟枪，辛亥革命的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 甚至认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引入马克思的新闻观和列宁的党报理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发展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