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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迎来重要国际化时机
2016年12月02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马莉莉 李青青 字号

内容摘要:到2015年底,国内高铁运营里程已经超过1.9万公里。短短几年时间,技术突破、产业链体系成型、规模效应渐趋显著等,使中国高铁逐步累积并形成国际竞争优势。2009年,中国正式提出高铁“走出去”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铁迎来重要的国际化时机。2005年中标的土耳其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的“安伊高铁”,是中国海外承揽的第一个电气化高铁项目。在全球高铁消费并不充裕的背景下,对于遍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情与外交关系复杂的“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国高铁“走出去”道路无疑将更为波折。随着《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最新调整和实行,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国内高铁建设规模,提升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强化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从而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提供坚实推力。

关键词:高铁;中国;倡议;出去;形成;交通运输;国际竞争;高速铁路;联合体;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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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中国首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铁正式开通;到2015年底,国内高铁运营里程已经超过1.9万公里。短短几年时间,技术突破、产业链体系成型、规模效应渐趋显著等,使中国高铁逐步累积并形成国际竞争优势。2009年,中国正式提出高铁“走出去”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铁迎来重要的国际化时机。

  21世纪初以来,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率先在东亚地区兴起。在网络化兴起并深刻变革了全球经贸格局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使高铁“走出去”成为这一共建倡议的内在要求。首先,网络化机制预示着陆海并举时代的到来。从竞争到垄断,追求同质产品生产及运输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对时间要求不严格等,奠定了海权时代的经济基础。然而,网络化机制要求对差异化、小批量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进行敏捷响应,海洋运输的大规模性和相对缓慢由优势转变为劣势,灵活、快捷的陆地与空中运输将渐具优势,由此拉开陆海并举时代的序幕。其次,信息便利、产品丰富使消费需求易于变化;而厂商用提前生产、储备库存的方式予以应对,则意味着更大的经营风险,这些都使时间和速度变得越趋重要。再次,网络化机制通过模块分解使生产环节在空间上更为分散,但完成同一产品的需要,使生产联结继而更大范围的区域联通确有必要。最后,21世纪初以来,亚太融合的大市场效应使网络化率先在东亚转变为现实,而欧洲区域更趋内部一体化,产业链分工深化相对有限。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局势,亚欧合作成为符合时代走向和各方发展要求的现实选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沿陆地和海洋两条路径,促使亚欧互联互通,并在新兴生产方式基础上实现协同发展;而实现陆地高效联通的高铁的广泛应用,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现代意义的客观要求所在。

  2005年中标的土耳其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的“安伊高铁”,是中国海外承揽的第一个电气化高铁项目。此后,中国逐步提出包括欧亚高铁、中亚高铁、泛亚高铁,甚至中俄加美高铁在内的“走出去”战略,并积极参与沙特阿拉伯、伊朗、巴西等国高铁项目的竞标。在国内加速建设、国外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中国高铁培植起多层面的竞争优势。一是高铁本身技术先进、性价比高、安全可靠、兼容性强。二是形成工程建造、装备制造、养护维修、系统集成等在内的全产业链,具备产品、技术、部件、服务等多层次输出能力。三是高铁建设与融资、资本运作等相结合,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四是基于交通系统形成的“高铁综合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以交通运输结合核电、通信、港口、园区开发等,带动城市建设与发展。这些优势的形成,使中国高铁在初期“走出去”受挫之后,逐步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年,“安伊高铁”正式通车;2015年,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拟合作建设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正式启动。2015年5月,中俄企业组成的联合体中标俄罗斯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勘察设计部分。2015年10月,中国和印尼正式签署雅万高铁项目。中方正着力角逐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订单。这些项目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高铁的海外拓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建、共赢形成重要支撑。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高铁建设受自然因素影响而技术难度不一,并且投资金额巨大、建设周期漫长,特别要求建设地区经济活动频繁、人口密度大、电力供应充足,还容易受到东道国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因此,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道路并不平坦。2010年,中国南车首次牵头的联合体,最终退出沙特“朝圣高铁”二期项目的竞标。2011年,原计划建设的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高铁因伊朗遭受制裁而未生效。中方参与的墨西哥至克雷塔罗高铁项目和美国西部快线项目,最终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被单方面终止。在全球高铁消费并不充裕的背景下,对于遍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情与外交关系复杂的“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国高铁“走出去”道路无疑将更为波折。

  总体来说,网络化发展机制的兴起,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建奠定了新型的物质与经济基础,这也使包括高铁在内的快速陆路交通运输系统,成为“一带一路”具有崭新时代意义的必要组成。然而,当前,不管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高铁“走出去”,都处在初期发展阶段,两者的协同与互促发展还有待大力推进。随着《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最新调整和实行,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国内高铁建设规模,提升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强化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从而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提供坚实推力。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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