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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南巨儒”的学术世界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张剑
2018年06月15日 09: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本报记者 曾江 字号
关键词:莫友芝;沙滩文化;遵义

内容摘要:“西南巨儒”莫友芝,是清代著名学者、诗人、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文学遗产》副主编张剑,多年来致力于莫友芝著作的整理与研究,相继出版了《莫友芝年谱长编》《莫友芝诗文集》《莫友芝日记》,共同主编了《莫友芝文学及文献学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围绕莫友芝研究及沙滩文化相关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张剑。

关键词:莫友芝;沙滩文化;遵义

作者简介:

  “西南巨儒”莫友芝,是清代著名学者、诗人、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文学遗产》副主编张剑,多年来致力于莫友芝著作的整理与研究,相继出版了《莫友芝年谱长编》《莫友芝诗文集》《莫友芝日记》,共同主编了《莫友芝文学及文献学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围绕莫友芝研究及沙滩文化相关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张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年《莫友芝年谱长编》出版,近10年后,《莫友芝全集》于20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了学界关注。请您介绍一下您是何时开始关注并展开莫友芝研究的?

  张剑:展开莫友芝研究的机缘相当偶然。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遵义市政府商定于次年联办“纪念郑珍诞辰200周年暨遵义沙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提交参会论文,我在图书馆查阅有关郑、莫、黎三家的资料,惊喜地发现那里藏有十几种莫友芝本人的手稿,不仅包括外界认为已经失传的《郘亭书画经眼录》和部分《郘亭日记》,还有莫友芝曾孙女莫珠姝工笔抄录的《影山草堂学吟稿》,其中收录的391首诗绝大多数不见于印本《郘亭诗钞》《郘亭遗诗》。此次发现是我研究莫氏的一大机缘。之后陆续在北京、上海、南京、贵阳等地发掘出上百种莫氏稿、钞本,但限于当时条件和规定,很多材料只允许抄录和摘录,尚不具备编纂全集的条件。于是我先将《郘亭书画经眼录》《莫友芝诗文集》整理出来,同时编纂《莫友芝年谱长编》,将新发现的材料及时公布,以供学界使用。《莫友芝年谱长编》的编纂虽然为推广莫友芝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仓促编成,疏漏很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莫友芝全集》的整理过程。

  张剑:随着莫氏资料的不断发现,在学界师友的帮助下,我陆续复制了大部分资料,《莫友芝全集》的整理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我邀请了国家图书馆张燕婴博士参与了此项工作,作为著名学者金开诚先生的关门弟子,她治学谨严,在学界素有声誉,《莫友芝全集》的前两册基本上由她完成。

  整理过程中的甘苦自知,难与人俱言,但最想表达的有以下三点:一是我曾统计在《莫友芝全集》整理过程中给予过无私帮助的师友人数,居然有七八十位,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这项工作根本无法完成。

  二是为整理《莫友芝全集》,调查或使用过的莫氏稿、钞、印本超百种,虽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已是极尽所能,就整体而言达到了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全”。同时,每种莫氏著述,我们都尽量将各种版本搜罗齐备,弄清其版本源流,以便择善而从。在这一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例如,原以为同治十二年(1873)莫绳孙的抄本是莫氏著作《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的最早版本,后来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莫友芝的手笺本,又结合其日记、书信,终于弄清了该书的真相。原来在同治六年十二月中旬至同治七年二月初,莫友芝曾将邵懿辰、张金吾、阮元等人的著述摘录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间杂以己见,其本人并无意成书,后来莫绳孙将其录出编为十六卷,始得传世,但隐瞒了该书主体部分是过录邵懿辰等人著述的事实。这种爬梳和发现,不仅极大满足了我追求细节和过程的欲望,而且提升了相关研究的高度和深度。

  三是我们尽量保证学术规范性。虽然获取了大量资料的复制件,但未经收藏单位书面或口头同意,我们对任何一种资料都不敢全部影印。其中《郘亭印存》是几个本子凑成的“百衲本”,《郘亭校碑记》的影印则征得了国家图书馆的同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刊物上曾主持莫友芝研究专题“走进‘西南巨儒’的心灵世界”。您认为当前学界可以从哪些方面拓展莫友芝研究?

  张剑:莫友芝集诗人、学者、书法家、史学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学者一面,其中又偏重于版本目录学,这显然是不够的。我觉得莫友芝在文学、史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都值得大力开拓。以文学而论,《莫友芝全集》收诗近1500首,词150阕,文20卷,较印本都有巨量增补,显然大有可为。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人称赞莫友芝诗为“学人之诗”,前人何以如此评价莫诗?

  张剑:所谓“学人之诗”,宋代已有论及。例如,南宋学者张栻云:“学者诗读着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南宋诗论家严羽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这句也常被视为对“学人之诗”的总结。但“学人之诗”的正式提出是在清代,清初方贞观曾明确说:“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并认为学人之诗的优长在于“博闻强识,好学深思”,短处在资书以为诗,挣脱不开学问的束缚,“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

  莫友芝常以考据学问入诗,《芦酒》《哭杜杏东及其子云木三首》后皆附有一两千字的考证文字,由此被近代文学家陈衍称为“学人之诗”。但陈衍这句话并不是完全的褒义,陈衍实际推崇的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结合,即学力与性情的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致力于家族文学研究,与宋代澶州晁氏,常熟翁氏、杨氏等家族相比,莫氏家族有哪些特点?

  张剑:从政治层面来看,郑、莫、黎三家的影响力无法与宋代澶州晁氏,常熟翁氏、杨氏相比。特别是晁、翁两家,世代簪缨,科甲鼎盛,不少族人进入朝廷中枢机构任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性望族。而郑、莫、黎三家,所出进士寥寥无几,郑家一个都没有,莫家仅莫与俦一人,黎家也仅两位,因此郑、莫、黎三家只能算是地方性望族。

  但从文化层面来看,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三家文化,其产生的贡献和影响是全国性的。随着《郑珍全集》《黎庶昌全集》《莫友芝全集》的陆续出版,对郑、莫、黎三家文化价值的揭示也将更加全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于继续深入莫友芝研究,并在地方发展过程中合理利用沙滩文化、扩大人文影响力有什么建议?

  张剑:“沙滩文化”这个名称,凡使用者均承认其源自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学者张其昀先生修纂的《遵义新志》。但有意思的是,张其昀先生的“沙滩期”只是历史分期,大约指乾隆后期至咸丰九年遵义新城落成这一时间段;而张其昀先生将“沙滩”视为“全国知名之文化区”时,亦是限定于“清中叶”。这与后来学者对“沙滩文化”的概括有很大出入。比如有学者认为,“沙滩文化”是指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出现在贵州遵义县东乡沙滩村落的地域性文化,还有观点认为,沙滩文化的时段是从明末至1949年,空间至少包括今天遵义市两城区、遵义县、绥阳县、桐梓县的黔北核心区域。

  现在虽有论著致力推广“沙滩文化”这一概念,但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一概念接受起来有些难度。一是这个名词已经较大程度上脱离了《遵义新志》的历史语境,在学理上不够圆通;二是对贵州以外的学者而言,“沙滩”易引起误解,因为它总让人联想起海边的“沙滩”,从而遮蔽和消解了“沙滩文化”的特指性;三是从广告心理学上讲,品牌命名也以不用“通俗词”为佳。因此,我个人认为,既然所有使用“沙滩文化”的学者都承认郑、莫、黎三家是其核心和代表,不如直接用“郑、莫、黎”。如果要讨论某时期的遵义区域文化,直接使用“乾嘉时期遵义文化”“道咸同光时期遵义文化”等会更加准确。

  至于如何更好地扩大遵义的人文影响力,我想只有站在贵州甚至全国的高度思考问题,才能够真正引起对该区域文化的关注。当然遵义在推广区域文化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好,不仅投入了大量资源,而且注意与全国文化界建立联系。由他们策划的、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大型《遵义丛书》,是一项文化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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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本报记者 曾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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