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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流域商业发展探究
2017年11月10日 16: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本报记者 武勇 字号

内容摘要:随着明清时期西江流域上流河段通道的开通,物资流动再次带动了商业文明的拓展,西江流域出现了有“小佛山”、“小香港”之称的繁荣市镇。

关键词:梧州;广西;西江流域;贸易;集散地;土司;叛乱;商人;内河;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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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江发源于云贵高原,由西北至东南横贯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明清时期,西江如同一条大动脉,将中国西南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广西西江流域的重要圩镇中,民间流传着“无东不成市,无市不趋东”的俗语,凸显了广东商人及其资本在西江流域的重要地位。明代之前,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重心集中在桂江流域,其中以南宋时期桂林(静江府)为中心的多重贸易网络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明清时期西江流域上流河段通道的开通,物资流动再次带动了商业文明的拓展,西江流域出现了有“小佛山”、“小香港”之称的繁荣市镇。

  凿空:大藤峡之乱的平定

  清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在龙州至宾州路上曾赋诗:当年木客曾诗客,今日瑶人是稻人。四月畲田耕种毕,此间久已不文身。清代以来,两广地区承平已久。然而,在明代,广西中部地区却是战乱频发。其中,影响华南历史的重大事件是从天顺年间至嘉靖年间的“大藤峡瑶乱”。

  根据相关研究,明初大藤峡地区战乱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明王朝与两江土司对于当地的渗透,导致瑶人叛乱。尽管两广总督韩雍在成化年间首次平定瑶乱后,大藤峡地区恢复了一段平静,然而,正德五年(1510)后叛乱再度爆发。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麦思杰认为,大藤峡瑶乱的复发与明政府对西江中上游的统治策略有着密切关系。为了镇压瑶人反抗,明王朝祭出“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大藤峡地区引入右江土司、狼兵压制瑶人,以防“瑶人叛乱”。此举一方面是引入“狼兵”,使该地的族群关系更为复杂,另一方面是岑氏土司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大藤峡附近。

  在明王朝势力进入之前,大藤峡的瑶人社会以部落为主。瑶人“不入版籍,不供赋役”,是游离于王朝权力体系之外的群体。麦思杰认为,随着西江上游右江地区的土司不断向东扩张,导致该地逐渐变为狼瑶混杂的局面。岑氏土司及其狼兵进入大藤峡地区,不仅获得了土地等资源,而且使得当地族群关系更为复杂。土司、狼兵不断侵占瑶人田产,最终导致大藤峡地区“瑶乱”再度爆发。

  大藤峡瑶乱的最终得以解决是在采纳了王阳明提出的“善后七策”之后。广西民族大学青年学者唐晓涛研究发现,一直以来,明王朝解决大藤峡问题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峡江通畅,而嘉靖年间的“善后七策”则巧妙地将原本游离于国家体制外、不赋不役、阻挠通航、被标示为“瑶”的人群,转变为国家体制内由县官管辖、交粮当差的编户齐民,从制度上消除了瑶乱产生的动因。事实证明,这些措置非常成功,此后文献上鲜见大藤峡瑶乱的记载。

  大藤峡及其附近地区叛乱逐渐平息的同时,两广总督的设置在军事上保证了通道的畅通,加快了两广在军事、行政、经济方面的融合。

  当然,这一事件还引起了其他的“市场”反应,如广东盐开始侵占海北盐的市场份额。盐税是明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明初,盐政承袭于元代旧制。《明史》记载,明初“广东盐行广州、肇庆、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盐行广东之雷州、高州、廉州、琼州四府,湖广之桂阳、郴二州,广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浔州、庆远、南宁、平乐、太平、思明、镇安十府,田、龙、泗城、奉议、利五州”。明王朝不惜重兵清剿“瑶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证西江及其上游的贯通。因为这一通道不仅是明王朝控制广西地区盐运的重要运输线,也是贯通云南、贵州的重要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者李晓龙研究认为,为了筹备平定叛乱的军饷,天顺二年(1458),巡抚两广的叶盛首先允许广东盐进入梧州以西发卖。至成化初,韩雍奏准于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等地设立抽盐厂,对过往盐商抽银以做军饷。实际上默许了广东盐进入梧州以西海北盐市场。

  盐路被打通后的数百年里,广东盐沿西江运销入西粤不绝,从后世的文献来看,梧州一直是盐运分销的重要集散地,并形成了临全埠、大江埠两大引地。临全埠包括桂林府属九州县、平乐府属五县,而大江埠则“自梧州循大湟江至桂平江口左右分流,凡龙胜厅、永安州、梧州府属三县,柳、庆、恩、浔、南、大、泗、镇八府,又黔省古州兼销之永从、独山、荔波,皆大江埠引地”。随着清代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繁荣,西江流域的商业往来也更为频繁。

  西进:米粮贸易之兴

  清代广东流行一个谚语:“东米不足,西米济之,西米不足,洋米济之。”宋代之后,广东的粮食十分紧张,需从广西运至。《岭外代答》记载:“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到了清代,随着王朝政局的稳定与海外贸易的恢复,广东地方城镇迅速发展,土地种植更倾向于经济作物而非粮食,又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

  美国学者马立博在《虎、米、丝、泥:帝制晚期的华南环境与经济》一书中对这一商业网络进行了描述:18世纪从长江流域输入的棉花大约占沿海地区棉花贸易量的一半。商人往往把广东的蔗糖销往长江三角洲,以交换江苏和湖北的棉花。佛山地区的纺织品输出并没有刺激珠江三角洲地区棉花种植范围的扩大,反而推动了当地甘蔗种植产业发展。

  据李调元的《粤东笔记》中记载:“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棉花—蔗糖贸易仅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种植的一个侧面,其背后是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而当地的米粮主要依赖外地供应,尤其是西米。珠三角米粮供给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有相当一部分米粮来自广西,其中广西梧州戎圩为重要的米粮集散地。

  戎圩(现称为龙圩),位于梧州之南,西江之滨,民间曾有“一龙(苍梧戎圩)、二乌(平南大安)、三江口(桂平江口)”的说法。这里保存着清初建立的“粤东会馆”,会馆内还保留着数块碑刻,记录了戎圩作为米粮市场重要集散地的历史。

  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建粤东会馆碑记》中提到,“苍梧为粤西之东境,离县二十里,有巨镇焉,盖古戎城也。其地面临大江,左右高山环峙,峰连翠叠,数十里而不绝。上接两江:一自南宁而下,一自柳州而下,皆会于戎。水至此流而不驶,故为货贿之所聚云。吾东人货于是者,禅镇扬帆,往返才数旦。盖虽客省,东人视之,不啻桑梓矣。国家重农务本,户口殷繁,而西省田畴广美,人民勤动性成,中岁谷人辄有余,转输络绎于戎,为东省赖。故客于戎者,四方接引而莫盛于广人;集于戎者,百货连樯,而莫多于稻子。凡两粤相资,此为重地。”可以看出,碑文中提到的贸易线路交通要点之一就是“禅镇”,即佛山。而在一块清乾隆三十年的碑刻中,提及戎圩俗号“小佛山”。

  清道光年间刊行的《佛镇义仓总录》记载,“广东谷以佛山镇报价为准”。可见,佛山镇是当时稻米贸易市场的集散地和风向标。有研究显示,清代前期,广郡民食仰籴于广西、湖南之米,而地处西、北两江汇流处的佛山则成为广东米粮贸易的中心。佛山的米户把持着米市,垄断了价格。而广西地区稻米的丰歉、运粮船只能否按时抵达佛山,直接影响广东的稻米市场。据《敬学轩文集》记载,广西谷艘一日不到佛山镇,则囤户便联增米价。乾隆末年两广总督孙士毅曾说,窃惟粤东地方。而居民繁庶,商贾充盈。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又倍于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即不免骤昂。

  直到清光绪年间,西米在广东粮食市场仍然占有一定份额。清光绪《南海乡土志》中记载,由香港运安南暹罗米入省每年约五百万,芜湖镇江米到省每年约二百万,西江米到省佛每年百四十万。

  以“东粤”为主体的商人在戎圩集聚、发展贸易,是清代广西商业发展的缩影。粤商是西江流域最为重要的商业势力,也有研究者认为,他们是清代广西商业的操控者,这在清代兴建的粤东会馆数量上有所体现。根据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唐凌统计,在广西仍存有大小会馆260余座,其中大部分为商业性会馆,其中粤东会馆数量约占50%,从广西梧州到百色的左右江流域均有分布。有学者对广西的商业进行调查后认为,广西商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广东商人势力强大。

  粤商将广东、江浙以及海外的商品输入广西,同时收购广西的土货运销到珠江三角洲以及海外。例如,将北流、容县、岑溪等地的柴碳运往广州、顺德,将宾阳、黎塘的花生油运销鹤山、广州等地。市场上也出现了专门收购各种土货的收购行,同时还衍生出了专业“水客”。如此,商业的触角相互联络,在西江流域构成了一个圩市相连、城镇互通的市场网络。随着近代梧州开埠通商,一种全新的贸易网络逐渐建立起来。

  开埠:西风东渐的影响

  1897年2月4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要求开放西江通商。实际上,在咸丰九年(1859),英法两国轮船就从广州顺流而上至肇庆,同时分船驶至梧州城外,对西江沿岸及河道进行调查,他们已经关注到西江航运的价值。在梧州开埠初期,外国商人开设的轮船公司很快垄断了梧州至三水、广州、香港的运输业务。在西江开埠初期,外籍轮船公司掌控了西江干流的运输通道。

  轮船的出现让西江流域的人员和商品流动更加便捷,还带动了新市镇的兴起。以梧州为例,原来的商业中心戎圩的河道逐渐干涸淤浅,不方便停泊大型船只,而梧州地处三江汇合之处,河面宽阔,因此各地货物转运到了梧州,促成了梧州的繁荣。与此同时,梧州逐渐发展成为广西及西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进出口贸易中心,平码、银钱、航运等行业逐渐发展。专营代客买卖的经纪行业——平码行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梧州。桐油、茶油等土产可以不断运往港澳,而从港澳输入的洋货大量输入梧州,再从梧州转运到各地,梧州成为西江上下河各地土特产品和外来商品的集散地,货物的吞吐量增加,也造就了梧州城市的繁荣。随着梧州的不断发展,它也被誉为“小香港”。

  曾有学者表示,以广州为中心的海洋贸易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商业化,地方经济被拉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西江流域则成为广州海外贸易的重要经济腹地。然而,尽管轮船运输的便捷促使梧州经历了一段繁荣,但随着铁路、公路等运输的普及,如何继续这种繁荣,则考验着世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江水上客运已经不是人们出行的主要选择,但西江水道仍然是衔接西南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的重要航道。目前,围绕西江水道便捷的运输条件,水泥、陶瓷、蔗糖等产业已经布局,西南地区巨大的运输需求及交通成本高昂,使重新发掘西江“黄金水道”的潜力受到重视。

  2014年7月,《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提出到2020年,珠江—西江干线内河港口吞吐能力超过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00万标箱。规划实施三年来,广西以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大会战为重点,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内河航运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广西已陆续建成左江崇左至南宁1000吨级航道、长洲三线四线船闸等一批航道船闸及码头项目,其中长洲枢纽船闸年通过能力超过1.3亿吨,成为国内通过能力最大的船闸。广西内河通航里程达到5873公里,其中500吨级以上高等级航道1570公里,以南宁港、贵港港和梧州港为全国内河主要港口,柳州港、来宾港、百色港和崇左港为广西地区性重要港口的“三主四重”港口体系基本形成,2016年西江港口货物吞吐量达1.17亿吨,同比增长6%。随着规划的进一步推进,古老西江必将重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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