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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城龙母庙:文化信仰背后的经济运作
2017年11月10日 16: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本报记者 武勇 字号

内容摘要:在广泛分布于西江流域的龙母庙中,以位于广东肇庆市德庆县悦城乡的龙母庙香火最为鼎盛。每逢五月初八龙母诞期前后,来自各地的参拜者络绎不绝,人数多时可达十万以上。

关键词:德庆县;碑刻;花炮;卢超民;陈氏;管理权;香火;文史资料;记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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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泛分布于西江流域的龙母庙中,以位于广东肇庆市德庆县悦城乡的龙母庙香火最为鼎盛。每逢五月初八龙母诞期前后,来自各地的参拜者络绎不绝,人数多时可达十万以上。悦城龙母庙在当地不仅是有影响力的庙宇,也是西江流域商业繁荣、水运发达的缩影。据清光绪《德庆州志》记载,龙母庙“岁当江浒,往来官商,牲醴祭奠,以祝安澜”。目前悦城龙母庙的建筑仍然保持清代的风格。

  龙母传说不断发展完善

  悦城龙母庙位于悦城河畔,其始建年代不详,而最早出现的有关悦城龙母庙的记载出现于唐刘恂所著的《岭表录异》: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鱼出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

  刘恂曾在岭南生活,其记录的是有关龙母最初的传说原型。宋元明清后龙母的传说愈发丰富。民俗学家容肇祖在1928年梳理了历代有关龙母传说的重要文献后认为,龙母的传说是历代不断完善的过程。民俗学家黄华节进一步提出,龙母的传说与历代同性质神灵的故事有相似的地方,还融合了来自北方的民间传说。

  不论传说如何丰富,每一种说法的出现几乎都对应某些人群、地方。有学者表示,作为凭借记忆和口口相传的故事,更容易被不断地重新解构又重组,以符合传承者的需要。对于悦城龙母庙来讲,我们有机会通过碑刻、后人记述更进一步了解其背后的运作逻辑。

  “抢花炮”争夺经营权

  经过自唐以降的历代封赠重修,悦城龙母庙的香火已经十分旺盛。明洪武十八年,德庆知州请诏赐附近山泽之处为庙产,龙母庙的范围大为扩张。

  在龙母庙正殿旁的石壁上,镶嵌着两块被熏到发黑的石刻,分别是《长明金灯碑刻记》和《重刻罗性围陈氏祖送产碑志》。《长明金灯碑刻记》是清朝官员蔡世泰所立碑刻。嘉庆十九年(1814),蔡世泰曾为德庆悦城汛把总(其所在地为悦城河口孝通庙,即龙母庙),“岁越已亥(1815)虔上长明金灯,数邀神貺,屡获渠魁,盗靖民安”;随后(1820)升任阳春营千总,仍“陲寄香油不绝”;1835年,蔡世泰“升授湖北抚标右营守备”。在他看来,这是龙母佑护的结果。为此,虽其“宦游湘、楚,山川修阻,香油更难賫送”,但仍“办价买铺,书立送帖,交住持僧静观掌管,批铺收租,以为永远香油之资”。《重刻罗性围陈氏祖送产碑志》则主要叙述来自东安(即云浮)的陈氏,将其一半“旧庙地”、四处鱼埠的收益,一并敬送龙母庙掌管的事情。同时,陈氏以捐送龙母庙的形式,申明了自己对“旧庙地”和四处鱼埠的产权。

  清代悦城龙母诞已经是当时比较大型的民间信仰活动。巨大的人流带来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还有背后对于其经营权的竞夺,而最初这种利益是通过一种“抢花炮”的仪式来运作的。《悦城龙母庙志》记载:

  粤俗娱神,辄烧花炮,又争抢炮头,以占吉利。龙母花炮最为灵显,演放之日,粤东西两省商民竞拾,动至于万人,视炮头所落,获者以递年神诞酬还,首炮则随带僧道醮务,两坛上名班演剧二本,届期自然得利酬神。若省城之东裕堂连获首炮五年,动皆顺遂,此其彰彰耳目者。

  通过抢花炮的仪式来决定龙母庙“僧道醮务”的管理权,其庙产收益和当年的香火也将归其所有,当然会引起商民的觊觎。例如,来自省城的东裕堂财雄势众,连夺五年头炮,成为在龙母庙经营历史中的重要势力。

  东裕堂的发展不仅在于其能抢得寺庙管理权,更在于经营得力,因而获益颇丰。在同治十二年(1873),东裕堂又盯上了龙母庙信众住宿接待的业务。于是他们集资拿到位于龙母坟后的一块地,扩建为龙母行宫公所。行宫不仅为东裕堂管理龙母庙提供了办公场所,也扩大了经营业务。《广州文史资料》中,有一段这样的材料:

  “东裕堂”则是专为港澳进香者服务的一个堂会。它每年都与龙母庙的庙祝先行联系,拨定庙后座一定地方来招待会友,并代售龙母的神符给会友。至于远至越南西贡等地的信男信女,除汇款给亲友代为“供会”外,诞前几个月就汇款给亲友代定做送给龙母的衣袴等礼物,以便届时专程回来进香贺诞。

  水涨船高的司祝捐

  进入民国之后,悦城龙母庙部分庙产拨作学校之用,香火依然旺盛。在民国学人的记录中,龙母庙五月初八日的诞会不亚于北方的“妙峰山庙会”。然而动乱的政治环境与丰厚的经营收益,也使得各种势力开始介入其中。

  《广东文史资料选编》中,有一篇德庆人梁伯超与廖燎写的关于悦城龙母庙的记录。据其描述,民国六七年间,悦城乡镇的东岸咀村人卢超民成为民军司令,他开始占用庙里收入以为活动费用。而悦城地方士绅则通过德庆县长的介入,争夺庙里的收入。于是,德庆县在民国八九年间开办“司祝捐”,每年递增,最后捐收底额达到3万元。政府征收“司祝捐”,一方面视为反对迷信、寓禁于征,另一方面通过“司祝捐”补充地方税收的不足。该项收入既不入省库,也不进入县署库,而是通过县署直接管理。据上可知,龙母庙的收入对悦城当地十分重要,是维持当地各项开支的重要经费。“司祝捐”的开办,一定程度上使得卢超民做出了让步,让出部分利益,但寺庙的管理权仍然掌控在其手中。德庆县署获得“司祝捐”的分配权。在1930年《广东民政公报》中,清晰地记录着悦城龙母庙“司祝捐”被分为19份,分别用于德庆县各机关、悦城地方学校、警署等方面的开支。

  “司祝捐”采取龙母诞期前公开投承的方式,以票多者承办,县署派人监收。卢超民则通过拉拢德庆县长和地方士绅,得到承办权,继续操控悦城龙母庙的管理实权,庙祝则成为其傀儡。卢超民也逐渐借此厚利发展商业,开设悦兴银号和悦胜当铺等产业,成为悦城地区的大商家。

  “司祝捐”数额在此后的公开投承中不断水涨船高。民国时期到龙母庙作过调查的黄华节曾在其报告中描述到,1918年司祝捐投标价是3000元,收入则有1万元之多。次年标价涨了一倍,盈利也加倍。1930年,标价已经涨到10660元。在他作调查的1932年,标价已经涨到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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