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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转基因食品管理遭遇难题
2013年10月28日 21: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7日第506期 作者:盖瑞· E. 默切特(Gary E. Ma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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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中国可以从美国生物技术的发展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广生物技术,创造稳定的促进生物技术发展的监管体系。

  自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美国一直是转基因粮食和食品开发与应用方面的领导者。1986年,当第一批转基因产品走出实验室进入实地实验阶段时,美国政府发布了《协调大纲》(Coordinated Framework)以增强生物技术领域的监管工作,这一监管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监管审查的重点是产品本身而非生产过程。监管人员在实验种植转基因作物以及商业开发之前,会对每个作物的数据做科学考查。最终决策是基于对作物本身的科学考证,而不是关注是否使用了转基因技术。这个评价体系的基本假定是“实质等同”,即假设,当评价一种新的食品、一种新的或者改良的食品成分是否符合人类消费安全标准时,可以将现有的食物产品当作比较的标准。那么根据这个标准,如果转基因食品“实质”上与现有的食品是相近的,那么就不会受到更严格的管制。

  而且,美国并没有对转基因作物要求实行强制性标识,但是如果科学证据表明了某种担忧,对该特定转基因食物的标识则是必需的。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未发现由转基因食品引起的任何健康或安全性问题出现,因此,现在从美国国家角度上来说,并未有转基因标识的强制性措施。总体来讲,美国《协调大纲》的监管手段是成功的,促进了商品作物中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并未引发任何安全问题。

  尽管美国转基因作物和食品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但是这一路走过来,仍然有些许突发事件或瑕疵出现。

  首先,出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产品混杂在食品供给链中流出了市场,像星联牌玉米、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生产的自由链接牌大米,以及最近发现的少部分未经批准的由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小麦等。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监管者一致认为,这些未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并未对人体健康或环境构成危害,但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破坏。因此,急需更好的国家和国际机制出现来应对此类事件的发生,以避免不合理的、产生相反效果的商业或公共过激反应的出现。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则是,最近美国的野草和害虫对转基因中除草和防虫活性成分产生了抗体。产生抗体并不出人所料,只是需要更为严格的管理以限制有害因素对转基因作物效益的影响。这包括利用转基因作物种植区的缓冲地带,以及增强具有转基因特质作物的多样性等。

  美国监管系统遇到的第三个难题是,由于相对繁重且高成本的监管标准使得只有大型公司才能生产大批量的商品农作物。许多受限的商业作物,以及由大学和非营利性机构开发以满足人道主义救援而生产的转基因作物,都因为美国监管审批流程的高费用而被挤出市场。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教训就是,监管审批越严格,对诸多有益的农作物就会造成一定社会成本。

  在美国遇到的第四大问题就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不公平、耸人听闻而无确凿科学依据的信息传播,误导并使公众对之感到误解。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部分非政府组织和有机食品及天然产品制造商和推销商,通过对消费者鼓吹转基因食品的缺点而从中牟利。这也要求国家依据科学权威设立有力度、统一的法律法规,而非倚仗各州、各地法律法规,因为这很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情绪或党派的影响而不能做到科学公正。

  中国可以从美国生物技术的发展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广生物技术,创造稳定的促进生物技术发展的监管体系。

  (盖瑞· E. 默切特(Gary E. Marchan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新兴技术、法律与伦理学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遗传学博士,法学博士;张梦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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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盖瑞· E. 默切特(Gary E. Marchant)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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