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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勾勒出阿里文明线条
2013年12月09日 16: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6日第489期 作者:霍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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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近百年阿里考古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在于增添了文献记载相对丰富、历史纪年也相对准确的古格王国时代的若干考古新资料,更在于对史载不详、资料匮乏的阿里“前佛教时期”的考古文化也有了重要揭示。

  阿里地区位于今西藏西部,分别与周边的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同时也是沟通新疆于阗、喀什、叶城等西域重镇的重要节点。历史上,今天的阿里地区大体包含在汉文史书所记载的大、小“羊同”,藏文史书中所记载的“象雄”区域之内,有着十分悠久而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阿里考古成热点

  近年来,阿里考古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其原因大概有三:其一,阿里是闻名遐迩的古格王国的故地,20世纪以来古格王国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与新收获令人耳目一新;其二,阿里是古老“象雄文明”的中心区域,人们对已经消逝的象雄文明的追踪寻迹充满好奇;其三,按照藏文文献的记载,包括阿里在内的西藏西部地区还是西藏最古老的宗教——苯教的发源地,人们期盼着西藏古文明许多未能破解之谜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

  阿里考古的学术史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叶,最初是由西方学者首开其端,具有重要影响者有弗兰克、杜齐和罗里赫等人。弗兰克始于1909年的考察活动虽然没有能够进入今天的阿里地区,主要是在与之相毗邻的拉达克、列城一带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但却揭开了藏西考古的序幕。而杜齐和罗里赫在20世纪30年代深入到藏西和藏北地区,对史前时代的石丘墓葬、列石遗址、动物纹样岩画、小件金属制品等代表史前文化的遗迹、遗物都有所涉猎。尤其是罗里赫敏锐地指出除了关注西藏佛教文化艺术遗存之外,还应当关注“前佛教时期西藏游牧部落艺术的历史遗存”,更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指引了方向。

  百年考古成就

  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阿里考古由于中国学者的参与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简略地对百年阿里考古的主要成就加以总结,可以概括为下述四个方面的意义。

  ·西藏西部地区人类文明从未中断

  通过地上文物调查与地下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阿里地区从史前时代、早期金属器时代到文献记载的象雄时代、吐蕃王朝时代、古格王朝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考古实物材料,无论是在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一批石器地点、古代岩画、古代墓葬、大石遗迹等的发现表明,早在文献记载的象雄时代之前,这里已经有了大量人类活动的遗迹,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1万年前。这些证据还表明,虽然阿里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都十分恶劣,但这并没有阻碍人类在此生存、繁衍与文化传承,人类在西藏西部高原地区的拓殖史从石器时代直到各个历史时期一直都没有间断,可以由此勾勒出阿里古代文明史的基本线条。

  ·出土遗物印证象雄王国历史

  按照汉、藏文献的记载,象雄立国久远,直到唐代贞观年间方为后来兴起的强大的吐蕃王朝所击灭。在考古遗存当中,有一些从年代上看正好与文献记载的象雄时代大体上相互重叠,在地望上又与传说中的“象雄王国”的疆域可相互对应,这就为探索长期以来悬而未解的古老象雄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近年来在阿里象泉河流域的噶尔县、札达县等地相继出土了具有黄金面具、带有“王侯”汉字字样的丝绸和大量铜、铁、陶、木器的古墓葬,丝绸的纹饰风格和碳14年代测定均显示出其年代应当在公元3—4世纪之际。在这些古墓葬的周围还分布着规模巨大的大型石丘墓葬和号称“穹隆银城”的大型堡寨式遗址,这无疑都是拥有雄厚财力和强大权势者才能营建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建筑。这时吐蕃王朝的势力还未进入阿里地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只能是象雄时代的君主或各个小王(各部落联盟首领)。所以,将这些遗迹和遗物与古老的象雄文明联系在一起考虑,在学理上应是可以成立的。当然,由于文献记载的象雄王国地域辽阔,历代所建都城和小邦的城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变迁频繁,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要将这些出土的考古材料与象雄的某座具体城堡、某个具体人物直接挂钩,也需要十分慎重。

  ·探寻苯教发源线索

  藏族古史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多认为西藏西部是在佛教传入之前本土最古老的宗教——苯教的发源地,但长期以来缺乏实证性的材料,阿里考古在此方面也提供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线索。

  例如,在阿里日土任姆栋地点岩画中,有一幅内容丰富的祭祀画面。画面的下方密密麻麻地刻画着九排羊头,后面排放着十个圜底陶罐,上方是鱼、鱼龙状动物形象,再往上是日、月和男、女生殖器,还有步行和骑羊的人和牦牛等图案。目前学术界对其的解释认为与苯教的杀牲祭祀和血祭有关。西藏古代苯教中尤重杀牲祭祀和血祭,杀牲的数量也十分巨大,画面上下方的羊头即是牺牲,中部的陶罐可能用来盛放牲血,也是祭祀用器。岩画上部的日月、生殖器和奇异动物可能为祭祀的对象。有学者则进一步解释其为苯教的“龙神祭祀”。从岩画画面中排列的规模宏大的羊头和中部的陶罐来看,将该幅岩画的性质解释为苯教的杀牲祭祀的“血祭”场面,应当可信。

  和岩画中所反映的杀牲祭祀场面可以相互印证的是,近年来在阿里皮央·东嘎遗址发现的几处古墓葬中,也都有杀殉牲畜用以祭祀的现象,如在格林塘墓地出土的土坑墓和洞室墓中,都发现有大量羊头和羊骨。在其中一座编号为PGM6洞室墓的西壁龛室中,共发现羊头骨6个,另在墓内南壁龛室中,又发现羊头骨7个。在一座墓中出土如此之多的羊头骨,与苯教在丧葬仪式中采取大量杀牲祭祀的仪轨当有着密切的联系。

  ·文化交流集散地

  阿里考古的新发现还揭示出这个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均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绝非“文化孤岛”。阿里发现的史前石器、陶器、石丘墓、带柄铜镜、双圆首柄青铜短剑等文化因素既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同时也可以观察到来自南亚和中亚史前文化的某些影响;制作和使用黄金制品作为死者的随葬品,采用箱式木棺、石砌墓丘,流行带流罐、高领罐等丧葬习俗,在岩画中流行欧亚草原文化常见的大角鹿、S形动物身纹、扭转式回首的动物造型等风格,也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内陆亚洲寻找到渊源;除了苯教和佛教流行的踪迹之外,拜火教、密教等丰富多元的宗教色彩也弥漫在这片被神山、圣湖所环绕的土地之上。

  综上所述,近百年阿里考古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在于增添了文献记载相对丰富、历史纪年也相对准确的古格王国时代的若干考古新资料,更在于对史载不详、资料匮乏的阿里“前佛教时期”的考古文化也有了重要揭示。这里所说的所谓“前佛教时期”,既包括史前时代的阿里高原,也涵盖了历史上曾经强盛一时、与吐蕃王朝一度三足鼎立的象雄王国时期。我们期待随着阿里考古不断推进,重构阿里古史、揭秘象雄文化的学术目标早日实现。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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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霍巍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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