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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华北农村的“勤勉革命”
2014年04月18日 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8日第585期 作者:顾琳 字号
关键词:华北;农村;革命;抗战;学派

内容摘要:作为一个经济史学者,笔者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试图发现那些有助于解释导致村庄之间、村庄农户之间不同发展模式及发展差距的因素,诸如社会、组织、生态、地区等。

关键词:华北;农村;革命;抗战;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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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作为一个经济史学者,笔者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试图发现那些有助于解释导致村庄之间、村庄农户之间不同发展模式及发展差距的因素,诸如社会、组织、生态、地区等。为什么一些村庄、一些家庭有着强韧的创业传统,而与之相对照的是,临近村庄或农户却鲜有从事具有风险的经济活动?

 

  过去的30年里,笔者致力于20世纪早期到21世纪初华北农村社会经济演变的研究。作为一个经济史学者,笔者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试图发现那些有助于解释导致村庄之间、村庄农户之间不同发展模式及发展差距的因素,诸如社会、组织、生态、地区等。为什么一些村庄、一些家庭有着强韧的创业传统,而与之相对照的是,临近村庄或农户却鲜有从事具有风险的经济活动?

  国际贸易对乡村的影响

  与此类似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是中国学者争论的核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乡村改良派以及政策专家就如何解决“农村破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抗战前争论焦点集中于农村为什么贫困,研究者给出各异的回答。关注国际贸易对农村的破坏效应,是20世纪30年代讨论的一个主题,研究者认为国际贸易是导致“农村经济破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利用30年代资料进行的案例研究却展示了更为复杂、混合的画面。笔者认为,迅速发展的国际贸易既给乡村带来风险,也带来机会。二三十年代乡村发展图景显示了不同的反应模式。

  以高阳为例,高阳织布区自20世纪初期开始起步。一些小城镇商人看准当时两个经济变革带来的机会:一是用新式铁轮织机生产进口棉布替代品,这种织机经由袁世凯设立于天津的实习工厂传播到高阳;二是充分利用进口棉纱,这意味着织布所需原料不再受家庭纺纱能力限制。1910年至1920年间,高阳商人构筑连通乡村织布者和华北消费者的分销网络,在和进口洋布竞争中获得成功。虽然天津、青岛等大城市现代纺织工厂生产的平纹布售价比乡村织布者低,但高阳商人成功将市场定位转变为高附加值织物,在这个市场中,小规模生产便有机会可以和大规模生产竞争。在高阳这个共同体内,织布工业不仅吸收当地剩余劳动力,还吸收周边县的男性劳动力,他们要么成为小作坊织工,要么成为染厂工人。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当地教育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

  日本人口史学者速水融洞察到19世纪日本有类似发展,这一发展被他称作“勤勉革命”,这一术语被德·弗雷斯借鉴,并用于讨论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十年间西欧生产和消费变革。工业革命是将新能源和新机器应用到生产过程;而“勤勉革命”则是劳动密集化过程,也即个人工作更长的时间,或农户中更多的家庭成员参加到增加收入的活动中来。在我们已掌握的关于日本和欧洲相关研究成果中,劳动密集化过程大多表现为大量使用家庭劳动力,尤其是在纺织业中,妇女和儿童加入到生产中。笔者对于高阳的研究清晰证明了这一点,张世文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于定县乡村工业综合性研究也证明在纺织业较发达的乡村,越来越年轻的家庭成员加入生产活动,其年龄在10岁到14岁之间。

  “勤勉革命”影响农村消费偏好

  多数学者支持中国的“勤勉革命”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经济变革的中心,即未充分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这使得农户可以更有效使用他们的劳动力资源。有些人可能提出抗战前华北农村是否存在“勤勉革命”,如果有,是否普遍?在关于日本和欧洲“勤勉革命”的讨论中,学者认为对于消费的渴望是劳动力密集化的动力。如马克辛·伯格证明,欧洲上层社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能够消费来自亚洲的进口品而更加努力工作。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县级贸易调查显示,在华北农村可以看到消费偏好的转变:煤油和煤油灯取代传统蜡烛和菜籽油,中国制造的轻工业产品,诸如肥皂和化妆品取代传统产品,中国制造的“洋布”取代土布和进口洋布。然而,如果要在地理维度上标示出这些变化,大量关于农村市场的研究工作有待深入研究。

  抗战前,华北农村很多农户要么是自耕农,要么是半自耕农。一个农户的经济状况如何,只是部分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土地规模,更重要的是,这个农户是否能找到更有效的途径在生产活动中使用家庭劳动力。手工生产、季节性外出务工、做小生意、批量制造商品都是可行性选择。在日本惯行调查的村庄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者区分了范围甚广的农村副业——纺纱、织布、编柳器、织苇蓆、做豆腐、做蜡烛等。每家每户尽可能利用家庭劳动力增加产出,并为“勤勉革命”作出贡献。

  这里只集中讨论乡村工业化对促进乡村繁荣的作用。然而,笔者也意识到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譬如华北棉花种植给乡村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例如,寺北柴村(日本惯行调查的一个村庄)棉花产量和售卖价格都不稳定,这逐渐导致寺北柴村的贫困化。20世纪早期,这个村庄的村民大多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而在1940年代的惯行调查中,很多家庭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或将土地典当给城镇地主。

  尽管对“农村破产”、农民贫困的争论有不同解释,但研究者就乡村生活的多样性达成一定共识。在华北农村,多数农户可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佃农,研究者普遍认为农场规模小、农地细碎化阻碍农业效率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引进。农地狭小,无法吸收全部家庭劳动力,一般农户都有兼业行为,如从事手工业生产、做小生意或外出打工等。那些能够摆脱贫穷并进入富农或地主阶层之家,通常是能够成功经营非农生产活动的家庭,他们由此积累剩余,提高家庭生活水平。

  (作者单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张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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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史研究三大学派

  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前辈大家吴承明认为,我国经济史研究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还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三派可以简称为历史学派、经济学派和社会学派。三派彼此互相独立,又互相融合。

  历史学派的特点是实证研究,可以李剑农为代表。他治学的特点是极为重视考据,把各种资料记载和他人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比较长短,评论价值,指陈特点,找出彼此之间的共性和各自的特性,提出自己的见解,常能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并且便于读者思考,辨别真伪正误。

  经济学派的特点是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追求,可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在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博采西方各种经济学说,并且批判地加以运用,树立了经济理论与历史实际密切结合的典范。他精通计量经济学,重视运用计量方法作实证分析,并始终贯彻于经济史研究之中。

  社会学派的特点是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代表人物是傅衣凌。他重视田野调查,进行各种官私文献典籍的搜集,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解读,即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对20世纪及其后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吴承明既是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又是融合三派的倡导者。他主张经济史学家应具备历史学素养,认为经济史就应是社会经济史,主张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诸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进。他肯定三派“各独具匠心之长”,“是件大好事”,并且断言:“要促进学科发展,必须百家争鸣,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就要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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