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爱介绍，辽东京（在今辽宁辽阳市）的营建稍晚于上京。《辽史》记载，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修上京。第二年，便开始在辽阳故城的基础上修建城池，当时称东平郡。926年，契丹灭渤海国，在渤海国的国都忽汗城（如今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上建东丹国，耶律阿保机令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入主东丹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耶律德光迁东丹国的老百姓到东平郡，并将东平郡升为都城之一：南京。

　　在这一系列大动作背后隐藏着一场政治斗争。

　　926年，在平定渤海国后班师回朝的路上，耶律阿保机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阿保机去世后，述律皇后立刻安排耶律德光继位，是为辽太宗。继任后的耶律德光自然忌惮哥哥耶律倍的势力，便于928年，强令耶律倍迁都东平郡（今辽阳），升东平郡为南京，命名天福城，并派自己的侍卫监视耶律倍。

　　在辽阳期间，耶律倍为了自保，命人撰写《建南京碑》碑文，以示自己乐居此地之心情。他又建起藏书楼，整日吟诗作画，以表明自己并无争夺皇位之志。即便如此，耶律德光对这个兄长还是不放心。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耶律倍决定投奔对他有意的后唐。耶律倍先后改名为东丹慕华、李慕华。

　　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升幽州为南京，称析津府。在这一年，本是天显十三年，辽太宗改元为会同元年。同时，他改南京为东京，府曰辽阳。

　　中京（在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内）是辽朝新建的都城之一，它位于老哈河（西辽河主源）的中游，这里原是奚王的驻地。奚，又称库莫奚，与契丹本是同族，后来分化为二族。辽圣宗看好这里良好的环境，授意奚王献地，于是在统和二十五年（1007）修建中京城，府曰大定。

　　景爱说，中京城的修建与“澶渊之盟”有关。1005年1月，北宋与辽在澶州订立和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两国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因为北宋每年要向辽提供“岁币”，双方聘使频多，故而辽国新建中京城，用以接待宋朝使臣。而且中京城与上京城相比，更接近于中原腹地，可以减少宋朝使臣的行程，因此，中京城的修建，也是辽向宋示好的一种表现。另外，中京城外墙矮小，有意向宋人表示，“这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城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辽中京的修建，意味着辽代首都的变化。此后，辽代以中京为首都。这种说法是清代顾祖禹首先提出，他说：“契丹以临潢为皇都，亦曰上京……辽西曰中京。”他又在自注中称：“宋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府曰大定，自上京徙都焉。”后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1911-1992）撰写《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一文，对此详加论证。

　　提及辽中京为辽代中后期实际首都的这个观点，景爱还讲述了一段往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在研究辽金史的景爱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最初他看到的是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内部版本，后来又读了1982年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公开发行本。两相比较，他发现关于辽代五京的五幅地图内容未变，只是排列顺序发生了变化。内部发行本将上京道列为第一幅，中京道排在最后，而公开发行本将中京道列为第一幅，上京道列为第二幅。

　　景爱最初不明白调整的原因，后来当着谭先生的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谭先生说，这与辽中京的争论有关。当时，负责编纂辽代地图的先生根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将上京列为首都，自然将上京的图排在第一幅。审图时，谭先生发现辽圣宗时期，辽中京已变成事实上的首都，而辽上京则降为陪都了。谭先生曾多次致函负责编纂辽代图幅的先生，然而这位先生不接受他的意见。因此在1975年内部发行本中，只好按那位先生的意见。后来，谭先生把自己的意见深入论证，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因此，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正式出版发行时，便将辽中京列为第一幅。

　　3 辽南京最为繁华

　　辽南京（在今北京市内）是唐代幽州故城，唐末刘仁恭父子在此割据，自称燕王。五代时，后晋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的军事支持，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于是，契丹不费一刀一枪之力，占领了幽州城。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因为它在燕山之南，又称燕京。

　　关于这段历史，“大辽五京”的展览中，展出了后晋“北平王”赵德钧墓的一些出土文物，也让人们对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细节有了更多了解。

　　赵德钧，本名赵行实，幽州人。因作战勇猛，当年深得后唐庄宗李存勖器重，李存勖赐赵德钧姓“李”，名“绍斌”。到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恢复原来的姓名，封北平王，镇守幽州。

　　当时，契丹忌惮赵德钧的实力，并未明确与石敬瑭联手。后来，李嗣源死后，赵德钧看不上新上任的皇帝李从珂，他和石敬瑭一样，也想自己当皇帝。于是赵德钧以大量的金帛贿赂契丹，欲依仗契丹以夺取中原称帝。此时，石敬瑭闻讯大为惊惧，急令掌书记官桑维翰约见契丹，愿以燕云十六州相送，还向契丹皇帝自称“儿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自然接受了石敬瑭如此“优厚”的待遇，便拒绝了赵德钧的请求。辽太宗指着穹庐前巨石对赵德钧的使者说：“吾已许石郎矣，石烂，可改也。”此后，赵德钧至潞州（今山西长治）屯兵不前。辽太宗发兵至潞州，赵德钧及其养子赵延寿投降契丹。在契丹，赵德钧郁郁而终。赵德钧死后，契丹封赵延寿为燕王兼领幽州节度使。不久，赵延寿把赵德钧的灵柩，迁回原籍幽州入葬。

　　景爱说，因为辽南京城距北宋最近，故屯有重兵，以防不测。导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的辽军，正是从辽南京南下进攻中原。

　　辽南京不仅地理位置重要，经济也发达。辽代五京中，以南京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手工业是南京经济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之一，其中陶瓷业非常兴盛。在北京地区，就有三处著名的陶瓷制造基地：门头沟龙泉务窑，密云小水峪窑以及房山磁家务窑。在展出的陶瓷品中，龙泉务窑出产的陶瓷，其精美程度与定窑不相上下。

　　辽南京也是佛教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兴建佛教寺庙在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兴建佛寺最兴盛的时期。在佛经刊刻方面，辽南京是《辽藏》的刊印中心，刊印经书的版本最多，有纸版，也有石版。景爱介绍，如今北京房山石经（将经文刻在石板上），有相当一部分为辽代所刻。京西大觉寺在辽代称清水院，承担了刻经任务，这在寺碑《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中有明确记载。

　　如今北京城里大家熟知的天宁寺塔，就是辽代佛教发达的集中体现。在一些历史文献中，常把天宁寺与北魏光林寺、隋代弘业寺混为一寺，认为它们是一脉相传。其实，早在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就在《平郊建筑杂录——天宁寺塔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中，对唐代以来十种文献逐一考辩后提出：“其确实性根本不能成立”，梁思成、林徽因认为天宁寺塔是“辽末的作品”。 1992年，修天宁寺塔时在宝顶发现了一块建塔碑，这块《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碑文为：“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这块碑明确地揭开了该塔的身份：此塔名天王寺舍利塔，建于辽末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而主持建塔的这位皇叔在辽南京城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辽朝末年，天祚帝逃入夹山（阴山西段）以后，由于国人不知其生死，按照国不可一日无君的传统，将辽南京留守、魏王耶律淳（也就是天宁寺塔的主持建造者）推举为皇帝，称天锡皇帝。可惜的是，耶律淳即位不到一年便死去，谥曰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于香山永安陵（今香山公园北门内眼镜湖附近山洞中）。

　　辽南京的位置，在北京市原宣武区（今西城区南部）和丰台区，金代改辽南京为中都，其东南西三面城垣都向外拓展许多。由于种种原因，辽南京城垣没有保存下来，其中心位置应在今广安门北滨河路一带。北京曾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金中都大安殿故址，并在此建立了纪念碑，由侯仁之题字。景爱说，由于辽南京城的资料稀少，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无法给出辽南京城的平面图，只绘出了金中都的平面图。金中都城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尚残存若干。

　　4 辽代官制分南北

　　辽西京为大同，是出现最晚的五京之一。大同古称云中、代州，唐代设大同军于此，故有大同之名。后晋石敬瑭“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入契丹，成为西北重镇。重熙十三年（1044）九月，辽兴宗“亲征夏国，十月元昊上表谢罪，十一月改云州为西京。”

　　景爱说，将云州升为西京，主要是用来防御夏国即西夏。《辽史》称“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宋代的包拯曾至西京，归国后他曾这样记载：“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添置营寨，召集军马，兵马粮食，积聚不少。”

　　西京大同城周长20里，城内设留守衙、西省、大同驿等机构。城内建有华严寺、善化寺等建筑，如今，华严寺和善化寺都保存完好。

　　辽代五京制这种以不同的都城来管理不同的民族部落的方式，对辽代之后的各朝，尤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灭辽之后，基本上沿袭了辽的五京，其中，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名称未变，只是将金的都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子）升为上京，把辽上京改为北京。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金朝迁都燕京，改为中都大兴府。

　　景爱提醒道，辽代五京并非契丹的政权核心，这与辽代特有的四时捺钵制度有关。契丹本是游牧民族，放牧必须四处活动，寻找好的草场。契丹皇帝的四时捺钵，具有游牧民族的传统。在捺钵活动期间，商议国家大事，实属必然。有人据此提出，五京不是辽朝的政治中心，辽朝的政治中心是捺钵活动中的行宫。这种意见是已故史学家傅乐焕提出来的，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近年来，有学者对上述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将捺钵、行宫视为辽朝的政治中心，也不够准确，只有捺钵时的“行朝”才是真正的政治中心。景爱解释说，“行朝”是以契丹皇帝牙帐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即迁徙移动中的朝廷，是对全国行使行政权力的中心。

　　除了四时捺钵，辽代极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便是北面官和南面官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北面官治理契丹等游牧民族事务，南面官管理汉族事务。南北面官的具体分工，《辽史·百官志》记载：辽国官制分南北，“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这种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随着辽的疆域不断扩展，各民族生产方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因此，辽太宗推出一项新的政策，即“因俗而治”，并确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措施。

　　其中北面官的官吏一律任用契丹贵族，它是辽官制中最主要的机构。南面官制则主要沿袭唐制，采用唐代遗留的政府机构，设立在渤海旧地和燕云十六州，以统治农耕区的汉人和渤海人。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