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少数民族节日的现代转型类型与典型案例研究”（15DH67）

   ［摘要］“节日日常化和日常节日化”是2015年中国节日的基本格局，也是当代中国节日生态的缩影。2015年，传统节日面临衰微，政府、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试图重构传统节日的内涵；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为教化民众、巩固认同创设的政治性节日也呈现出娱乐、休闲的面向；亚文化群体创立了包括双11、圣诞节在内的新兴节日，但难逃商业资本的收编；基层社区民众也参与到节日体系的建设中来，各式各样的社区文化节遍布中华大地。当代中国的节日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国家、资本在内的多元主体生成和参与建构的结果。这一节日生态在满足民众多层次诉求、丰富中国节日构成的同时，也消磨着节日对日常生活补偿的意义功能，使其成为现代社会机械生活的组成。

　　［关键词］节日 日常生活 多元主体 建构

　　［中图分类号］G122［文章编号］1002-3054(2019)01-0004-09

　　［文献标识码］A［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101

　　一、日常生活角度的理解：

　　节日日常化与日常节日化搜索2015年中国节日状况[1]可以发现，从年初到年尾，传统节日、政治节日和新兴节日交替上演。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过节，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些从未听闻过的新兴节日。原本作为特殊事件的节日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组成。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青年亚文化群体、商业组织和广大民众通过对节日系统的参与建构，表达自身的多元诉求，形成了日常生活节日化的现象。虽然这一现象出现在2015年，但节日日常化和日常节日化却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节日生态的基本状况。

　　对于当代中国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新兴节日频繁出现的现象，霍布斯鲍姆的解释影响最大。霍布斯鲍姆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语境中，在民族国家、殖民势力等现代权力话语渗透下，多元主体迫切地希望通过新传统的发明寻求合法性与利益。新的传统通过与旧传统建立联系获取新的合法性，但新传统只是在表面上与过去维系着模糊不清的联系，是对旧传统模仿的“伪传统”。被发明的传统并没有得到社会阶层的全部认可，在接受度上明显小于过去的传统。[2](P2-16)霍布斯鲍姆的观点隐含着这样一个论述，即过去的传统是真实的，具备权威性，新发明的传统是伪造的，是低等级的，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可。

　　霍氏观点与当时欧洲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宗教改革后，国家权力清除了宗教势力，对国家机器的维持成为统治阶层最为迫切的问题。在经历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后，民族节日、国旗、纪念碑等精英阶层发明的传统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霍布斯鲍姆对这种“发明传统”的行为持以批评的态度，强调诸如此类创造历史的行动只是一种“笑话”。另一方面，最早经历工业化的欧洲，在遭遇现代性的危机后，学界和社会大众表现出对过去的深刻怀念，进而形成了“本真性”的概念。对于“真正”“真实”“完整”的乡土追寻成为18世纪以降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围绕着本真性，欧洲学界产生了一场关于“伪民俗”的讨论。[3]此后，学界出现了“民俗主义”这一概念，专指乡土社会的民俗传统脱离原有语境，被二手拼凑和利用的现象。[4]

　　在这一话语范式的影响下，部分学者对当前中国的节日格局持批评态度。强调在面对花样繁多的节日现象时，民俗学者应当区分哪些是无中生有、人为制造的伪民俗，哪些是传统的、真正的节日传统，哪些是在传统民俗基础上发生的变异。民俗学者号召大家应该辨识并自觉抵制伪民俗、伪传统，[5-6]抵制包括情人节、圣诞节在内的西方节日，自觉弘扬作为本民族文化构成的传统节日。[7]在西方节日对传统节日产生冲击的当下，社会大众应该参与到对包括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春节的保护行动中。[8]

　　这一观点体现出中国学界的民俗观与传统观。即民俗传统有一个原生态的基点，它是固化的、静止的，不应有任何改变的。[9]然而，在技术、[10]媒介、全球化和资本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镶嵌于民俗传统中并与之交互影响的当下，对所谓“真实”“传统”节日的捍卫与探寻只是民俗学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其实质是民俗学者对逝去的乡土社会浪漫化的想象和追忆。此种“朝后看”的姿态是民俗学者对既有社会事实的无视与否认，亦是民俗学对关注变迁、关注社会的知识生产角色的放弃。事实上，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发明”概念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评判民族主义实践的真与假，而是强调在发明传统的民族主义实践中存在的话语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国家与民众的二元划分。这也意味着，对于这些新传统与新民俗的研究，关注的不应该只是真与假的问题，而应是传统发明背后的机制与权力话语等问题。

　　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辩证法的相关论述为理解当下中国节日的这一境况提供了分析工具。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日常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全方位的、无孔不入的异化。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建构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领域分割，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及不同领域，并与之相互联结与影响。“那些脱离寻常的东西，全部都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11](P213)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暗示了普通、平庸，蕴含着重复的连续性。甚至每日的家庭事务和诸如野营旅行、年假、周末、生日庆祝、公司聚会等对单调乏味的工作进行补偿的快感也已经固定化。虽然如此，列斐伏尔却并不认为节日传统已经彻底异化，作为传统延续的节日及其狂欢的存在使其仍然保有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可能，由此具备着批判异化的意义。[11](P213)

　　列斐伏尔的论述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的节日生态具备两层启示。首先，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对社会生活全方位渗透的结果。对于当代节日现象的理解，应当在社会转型与变迁的视域下把握。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日常生活诸方面、不同领域之间的壁垒，使之成为相互联结的存在。“日常生活与所有活动都有深刻的关系，包括它们所有的以及他们之间所有的区别与冲突；它是它们相交会的地方，是他们的纽带，他们的共同基础”。[11](P212)列斐伏尔进而指出，对当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打破社会原子化范式下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日常生活的批判必须被看作是对这些隔离的关注，以及对于克服这种隔离的坚持”。[11](P214)因此，对当代社会节日现象的关注应打破既往民俗学研究中孤立的事象范式，在社会、经济、政治的多重视域中理解作为日常生活的节日。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的节日生态不能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也不能追求人类学范式下对节日现象及其逻辑的“深描”，而是应该通过对当前中国节日现状概览的资料梳理，在整体社会中分析“节日日常化和日常节日化”这一现象，呈现作为日常生活组成的节日及其与日常生活其他领域之间相互交汇的关系，并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进行反思。

　　二、现代化与传统

　　节日的嬗变传统节日是中国节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在世代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这一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融合了历法、气候和阴阳观念形成的知识体系,[12]服务于民众的物质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是传统社会的民众实现集体文化生存的时间指南。[13]传统节日具备两方面社会意义。其一，传统节日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产物，节日安排服从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农业生产节律。在万物复苏的春季，有着较为密集的节日。在生产事务繁多的夏季，节日安排较少。随着秋收的来临，节日安排日渐密集，到了冬季，节日的安排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二，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智慧结晶，传统节日早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生产、生活知识传播的载体。作为时间转换的标识，传统节日蕴含着一系列生产、生活知识。诸如“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等谚语显示着作为社会经验的节日具备着权威指导属性。这种权威属性不仅表现在对生产、生活知识的传承上，也表现在一系列节日精神的渗透与强调上。清明祭祖、端午竞渡、中秋团圆、重阳敬老、春节欢聚等一系列节日精神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一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蕴含着民众生存智慧的传统节日体系，却不断被国家权力和知识分子所否定。在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作为传统社会文化秩序和生活方式的传统节日，成为旧的、落后的文化象征，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否定、清理的对象。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传统历法成为皇权的象征，依存于传统历法的节日体系也成为封建遗留的代表。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的当晚便宣布《废除阴历令》，改用中华民国纪年，后又宣布采用西方国家新历，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一度被强令废置。[14]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延续了民国时期对待传统节日的立场，传统节日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代表，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不过传统节日的热潮。“文革”期间，各地发起了“不过春节”运动。[15]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的生存场域日渐宽松，但长期以来只有春节成为法定节日。直到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整了法定节假日的安排，包括清明、端午、中秋在内的部分传统节日才被正式纳入国家法定节日的序列。

　　尽管如此，经历了近百年的现代性叙事话语的熏陶，在长期将传统节日视为落后文化象征的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传统节日的权威属性以及民众的认可度已大幅下降。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迅速从农耕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不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离地的农民改变了传统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作为商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时间制度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入民众日常生活。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农耕社会生存智慧的传统节日自然不再具备较高的权威属性。

　　基于这一事实，才能理解当前传统节日的基本生态。2015年，虽然各地传统节日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却均面临着受众减少、节日庆典不如旧时繁盛的困境。在传统节日权威属性下降、节日内涵被遗忘的当下，包括政府、商家、社区在内的多元主体试图通过对传统节日的参与，丰富、重构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譬如，传统意义上的清明节是一个崇宗敬祖的节日。2015年，在传统祭祖仪式之外，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清明祭祀革命英烈的活动。清明节崇宗敬祖的内涵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建设融为一体，丰富、重构了清明节的节日内涵。[16-18]端午节亦是如此，陕西省政府将端午节与丝路文化盛典相结合，将赛龙舟等端午习俗与陕西地域文化展演和旅游开发融合，赋予了端午节新的内涵。[19]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阳节是一个登高辟邪的节日。1989年，国家将重阳节定性为老人节后，敬老就成为当代重阳节的重要内涵。依存于这一新的节日内涵，重阳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并成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不仅如此，每逢传统节日，都是商家促销、民众消费的重要契机，由此也使得每个传统节日都充满浓烈的商业氛围。

　　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节日体系

   （一）国家权力参与建设的现代节日

　　自20世纪初中国社会开始现代化进程以来，国家权力便有意识地通过节日体系的建设实现政治教化与巩固统治的诉求。中华民国成立时，就试图通过建设现代节日体系，在教化民众反封建的同时，表现其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政权特征。由于战乱频仍、政局不稳，民国时期的节日建设并未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反帝反封建政治话语的诉求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迫切需要建立现代的、符合国家诉求的节日体系。在破除传统节日的背景下，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成为国家节日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诸如元旦、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等一系列现代节日被迅速确立。这些政治节日的形成是国家权力参与文化建设的结果，由此具备国家仪式和庆典的意义，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

　　改革开放前，上述政治节日的庆祝通常表现为直接的政治思想宣传和口号式的社会动员。而今，当这些政治节日来临时，虽然电视、报纸等传媒领域仍然会有一系列政治思想宣传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类节日相当程度上也表现出了休闲消费特征。劳动节和国庆节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201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央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以劳动托起中国梦”。[20]在弘扬主旋律之外，利用小长假出访、游玩亦成为该节日的重要面向。2015年国庆节，国务院举行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6周年，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各地也纷纷举行建国66周年的庆祝活动，爱国主义教育成为这一节日的重要特征。[21]同时，黄金周的特征亦使得旅游、消费、休闲活动成为国庆假日的另一道标签。据统计，2015年国庆黄金周共有7.5亿中国人出行，相当于一半的中国人走出家门，外出旅游。[22]

　　基于多样性诉求的地方政府亦参与建设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节日体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少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在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当地政府将少数民族节日纳入到地方法定节日体系，在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亦通过本地民众对少数民族节日的共建共享，增进彼此的沟通与交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古尔邦节是穆斯林的传统节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古尔邦节纳入法定节假日。2015年的古尔邦节临近国庆，恰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放假5天。政府举行庆祝古尔邦节茶话会，新疆电视台精心制作了古尔邦节的庆祝晚会，将党的民族政策和新疆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理念融入其中，新疆各地也纷纷举行了丰富多样的庆祝活动。[23]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诉求。地方政府纷纷利用本地自然、人文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举办节庆也成为地方政府整合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举措。各级政府地方节庆建设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步骤：首先通过对地方资源文化叙事的建构，将其提升为具备商业价值的文化产品；继而举办大型节庆包装并集中展演这一地方资源，实现地方资源的全方位开发。据不完全统计，几乎所有地级市都在2015年举行了推介本地特色资源的节日庆典。这些节庆既有立足于本地自然资源基础上的旅游推广，如安徽省举办的黄山旅游节、[24]福建省举办的首届海丝（福州）国际旅游节[25]和长春冰雪旅游节，[26]也有建立在本地人文资源基础上的节日推广，如甘肃省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27]更有宣传推广本地特产的诸多节日，如清河山楂花节、[28]湖南麻阳冰糖橙采摘节[29]以及中国普洱茶节[30]等。

　　除发展经济外，地方政府同样也面临着教化民众的任务。为最大限度地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了多样性的节日庆典，以文艺表演、集中宣传等方式向民众宣传普及各种政策知识。2015年，包括四川、[31]济南[32]在内的多个省市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集中向民众宣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和成果。上海更是举办了以科学家为主角的科技节，向民众普及最新的科技知识。[33]此外，为促进地方社会科教文卫各项事业的发展，各地政府也集中设置了一系列地方性的专业性节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北京图书节、[34]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35]北京电影节、[36]上海国际艺术节、[37]广州南国书香节、[38]广州爵士音乐节、[39]福建亚洲艺术节[40]等一系列专业性节日的举办，在满足民众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同时，推动着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二）亚文化群体、商业资本与新兴节日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市单位制和农村公社制瓦解后，对个人自由和个性张扬的关注成为新时代的特征，包括青年在内的一系列亚文化群体纷纷形成。随着社会原子化与人际交往传统模式的瓦解，这些亚文化群体亟需新的途径表达与实现自我认同。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新兴节日为这些亚文化群体所创立，成为当代节日体系的重要组成。

　　最为突出的案例就是“11·11光棍节”的兴起。这个看似荒诞的节日起源于高校。由4个1组成的日子形似4根光滑的棍子，于是便成为所谓的“节日”，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校园内流传开来。光棍节的形成是青年群体的自嘲与认同，也反映当前青年社交网络缺乏的困境。青年群体希望通过创造节日实现互动交流。因此，早期光棍节的庆祝活动主要局限于青年群体之间，节日内容也多表现为青年群体内部的聚会、交友等活动。[41]

　　光棍节的兴起一方面反映出社会思想解放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活力与创造力，同时也反映出在社会结构巨变的当下，节日这一概念本身的权威属性正在急剧下降，包括资本在内的不同主体均可参与到节日传统的建设中来。光棍节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论断。在光棍节迅速兴起并不断发展、扩散的态势下，包括淘宝在内的商业资本从2009年开始，通过创立“网络狂欢节”的方式迅速收编这一节日传统，将原本局限于高校青年群体的光棍节改造为全民参与的消费狂欢节。在经历了6年的发展后，2015年的“双11”已经从淘宝扩散到全电商平台，交易场所从国内扩展到全球。11月11日已经从最初的光棍节演变为全球消费者的购物狂欢节。截至当年11月11日24点，仅天猫平台上的交易额就已经超过912亿元，成交地遍布232个国家和地区。[42]

　　光棍节的变迁反映出社会裂变背景下多元群体参与节日建设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市场经济体制下强势的商业文化对节日传统的渗透与改造。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光棍节上，诸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圣诞节、情人节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节日。虽然从16世纪开始，基督教传教士便深入中国土地传教，但在漫长的时间里，由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本土宗教的不兼容，基督教及其节日传统并没有得到大规模传播。改革开放后，在宽容的国家宗教政策背景下，基督教在国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圣诞节也开始为基督徒们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圣诞节迅速从基督徒群体中外溢，成为一个广泛性节日。然而，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不同，被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圣诞节并不具备浓厚的宗教特征，反而因为西方文化的标签具备着休闲和狂欢的意义。在中国民众架空圣诞节宗教属性的同时，商业资本侵入其中，并将其迅速改造为消费狂欢节。2015年圣诞节，几乎中国每个城市都举办了“圣诞狂欢夜”，各大商场、超市也纷纷推出了“圣诞购物季”。同样，原本作为宗教节日的圣瓦伦节在传入中国以后，也演变成为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情人节。

　　（三）基层社区参与建设的节日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表现为市场经济发展下个体的解放。在农村，随着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以及人口流动枷锁的取消，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单位制度的瓦解与城市经济的重组，亦将原本属于单位的城市人抛向社会。城市社区成为这些来源不同、背景各异的居民共同生活的空间。

　　作为民众基本生存空间的城市社区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是社会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单位。社区文化认同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社区作为居民自治载体的实现是良好社区建设的前提。当代的城市社会，虽然空间意义上的社区分隔并不存在，但由于城市社区民众的来源、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文化上的区隔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从各地涌入城市的居民在事实上切断了与传统社会发生联系的人际纽带，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城市民众之间信任的缺失使得社区居民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联结。城市社区的这一状况不仅使其无法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再造，发挥社区作为基层治理有机体的功能，更使其长期陷于认同缺失导致的失序困境中。

　　对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这些异质的社区成员联结起来，再造为一个共同体的问题。作为人群集聚的、狂欢化的节日成为各地社区建设的重要选择。一方面，节日人群聚集的特征使得其能够将社区内异质的成员统一起来，具备群体动员的可能。另一方面，节日不同于普通生活阈限的、狂欢化的特征亦使得参与节日的多元主体能够迅速打破藩篱，通过对节日活动的参与，在社区居民之间建立起共有的身份认同，实现人际纽带的重建。基于这一认知，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多地都开始举办社区文化节，并成为节日文化建设的新常态。

　　2015年，几乎所有市县都举办了由社区民众自发参与组织的社区文化节。上海2015市民文化节以“家·文化与生活的美妙互动”为主题。文化节期间，各个社区街道举办了近6500项庆祝活动，吸引了近700万人次的参与。[43]在湖南省常德市，2015年“我的社区我的家”社区文化节从6月持续至11月，常德市各街道社区均举办了由社区民众自编自导的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44]2015银川市社区文化节以“文化银川，花开四季”和“百姓中国梦，社区大舞台”为主题，开展了银川社区文化联赛、现场书画大赛、银川首届民间棋王争霸赛、“吉祥宝贝”家庭运动会和书画作品公益拍卖会等活动，成为银川市全民参与规模最大的社区文化节庆活动。[45]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惠园社区，当地居民于2015年1月18日举办了全民参与的邻里文化节，社区民众自发准备了书法绘画、趣味竞猜等活动，居民间情感得到了极大提升。[46]

　　社区文化节的遍地开花印证了当代节日现象的新变化，即节日概念多元化、节日时间常态化、节日形态丰富化。此外，民众对于社区文化节的积极参与也反映出作为主体的民众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即作为主体的民众认识到作为文化象征的节日的意义，并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节日这一文化象征，通过对节日活动的建构和参与，实现节日传统服务于社会的功效。

　　四、结语通过对2015年节日现象的分析，可以对当前中国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的节日生态格局有更为精准的把握。传统节日在当代已不可避免地处于衰退境地之中，包括政府、商业资本在内的多元主体试图通过对传统节日的参与建构，赋予传统节日新的内涵。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一系列旨在教化民众、巩固国家认同的政治性节日被创立，并在当代呈现出娱乐、休闲的面向；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多样性的诉求，参与建构了形式多样的地方节日；一些亚文化群体创立了包括双11、圣诞节在内的新兴节日，但终难逃商业资本的收编；基层社区民众也参与到节日体系的建设中来，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都举办了规模宏大、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社区文化节。

　　节日日常化、日常节日化背后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多元社会主体的生成，这一现象的出现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建设上，国家与资本成为最为重要的权力主体，一系列亚文化群体、公民社会组织也在改革的氛围中得以生成，中国社会形成了与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主导、介入社会生活并不一致的图景，呈现出以国家、资本为主，多元权力主体并存的权力生态，进而使得当代中国节日传统的生产成为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构的集体性活动。

　　作为阈限的构成，节日是对单调的、固定的日常生活的补偿，是对现代社会重复的、机械生活节奏的交替。多元权力主体共同参与建构的节日生态形塑了当代中国丰富多样的节日格局，满足了社会各阶层民众层次不同的节日诉求。然而，日常节日化、节日日常化的出现是对节日属性与社会意义的重构和异化，意味着原本非日常的节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机械组成，节日所具备的对日常生活补偿的快感功能正在消失。节日传统的异化造成了现代人节日感的缺乏和不适。虽然人们可以庆祝的“节”越来越多，却让人感觉越来越没有节日的味道。如何改变当前节日异化的现状，强化节日对于人的关注，恢复节日作为休闲文化协调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缓解现代性危机的属性，仍然是当代中国节日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注释：

　　［1］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和全国31个省市区（台湾、香港、澳门除外）的省级日报及相关网站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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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cology of Modern Chinese Festivals

　　——A Case Study of China Festivals in 2015

　　ZHANG Qing-ren

　　（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The basic pattern of Chinese festivals in 2015 could be defined as the routinization of festivals and the festivalisation of daily life, which also illustrates the ecology of modern Chinese festivals. Tradition festivals degraded in 2015. Meanwhile, plural social agents such as governments and unofficial forces tried to reconstruct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To educate the public and strengthen their communal identity, modern political festivals created by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dopt recreational elements. Festivals such as Singles’ Day and Christmas established by subcultures are inescapable of the fate of being commercialized. The public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estival system nationwide with cultural festivals on the community level. The basic pattern of modern Chinese festivals is constructed by plural agents including the nation and the capital from the tim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le the ecology of modern Chinese festivals fulfils the multiple needs of the public and varies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ese festivals, it also diminishes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festival to daily life and makes festival a routine part of modern life.

　　Keywords:festival；daily life；plural social agents；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