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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革:定居游牧、草原景观与东蒙社会政治的构建(1950-1980)
2018年10月31日 15:02 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 作者:王建革 字号
关键词:游牧;草原;营地;草场;放牧;定居点;牧民;蒙古包;牲畜;大队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清代蒙人的定居游牧只是局部存在,并没有对整个蒙古社会构成影响,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政府推广定居游牧,使蒙古基层社会发生了极大改变。一、定居游牧的推广1951年,中共内蒙古分局提出逐步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定居游牧的政策, 1953年中央政府开始提倡定居游牧,政务院做出了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的指示。锡盟在1952-1953年就开始提倡定居游牧,到1960年左右,草原上仍有游牧、半游牧和定居游牧三种形式的游牧[14]。表1四季营地的轮换使用营地编号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冬营地春营地2夏营地秋营地冬营地春营地夏营地3秋营地冬营地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4冬营地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冬营地资料来源:齐伯益。

关键词:游牧;草原;营地;草场;放牧;定居点;牧民;蒙古包;牲畜;大队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清代蒙人的定居游牧只是局部存在,并没有对整个蒙古社会构成影响,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政府推广定居游牧,使蒙古基层社会发生了极大改变。伴随着许多固定建筑物和设施的建设,定居游牧导致了人与畜的相对固定,而人畜固定则为政权网络向下延伸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清代的蒙旗制度体系中,旗的政权功能简单,基层几乎不存在权力空间;在定居游牧下,苏木政权具有了权力的空间和复杂化的功能。与此同时,蒙古人民的草原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任意游牧,被动地适应草原生态,过渡到人为地改造草原。

  关 键 词:定居游牧/单原景观/蒙古社会

  作者简介:王建革(1964-),男,山东招远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农业史和生态环境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X171.4;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5-0071-10

  从清朝中叶开始,汉族农业大举北扩,沿边农牧接触带的一些蒙人逐渐向定居和半游牧发展,北部纯游牧区也开始受到南部农区或半农区的某些影响,但基本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目前蒙古草原的完全定居定牧,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草畜承包制的产物。蒙古牧民走向定居的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从清初到1949年,东蒙地区部分蒙人逐渐接受农业,实行半农半牧,并因此逐渐走向定居;第三阶段是1984年以后,东蒙地区的游牧生产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差不多完全消失。更值得注意的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结束,是从纯游牧转变为定居游牧的阶段,在此期间,草原景观、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拟就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定居游牧的推广

  1951年,中共内蒙古分局提出逐步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定居游牧的政策,1953年中央政府开始提倡定居游牧,政务院做出了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的指示,称:

  各地牧业区,绝大部分是游牧区,也有一部分是定居和定居游牧区。定居与游牧各有好处与缺点。定居对“人旺”好,但因天然牧场、草原产草量有一定限度,对牲畜发展与繁殖不利。游牧能使牲畜经常吃到好草,对牲畜繁殖有好处,但全家老小一年四季随着牲畜搬家,对“人旺”说来极为不利。而定居游牧,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则可以兼有两者的优点和克服两者的缺点。因此,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一部分(主要是青壮年)出去游牧,一部分人(老弱小孩)在定居的地方建设家园,设卫生所、种植牧草、种菜、兴办学校等,并在自愿的条件下,逐步将牧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这将可以更好地达到改变牧业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和达到人畜两旺的目的”[1](pp.19~21)。

  当时虽然了解游牧更有利于保护牲畜和草原,但并无清晰的现代生态意识,策略选择主要是根据生活与生产的矛盾而做出。当时,少数民族牧民的生产与生活水平太差,不但与国外发达畜牧业地区相比有差距,就是与国内半农半牧区的汉民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另外,游动的牧民不能享受定居生活在教育、卫生、商业和食品供应等方面的便利。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推广定居成为当时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不过,定居游牧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和配套措施,如建圈搭棚、打草和盖房等,故在集体化体制建立前这项政策推广很慢。

  1950年,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盟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仍是传统的纯游牧牧区,而东部的昭乌达盟、察哈尔盟和中西部的伊克昭盟已处于定居游牧状态。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定居游牧,各地的速度肯定有所不同。靠近农区、半农区的牧区,定居游牧已经存在,因此这些地区的任务是建立轮牧制度,完善定居游牧;纯游牧区则集中划定冬、春营地,在冬、春季节实行定居[2](pp.162~163)。定居游牧不但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与基层社会运行相关联的制度,没有基层社会的组织,这种生产方式难以实行。在许多地区,由于制度未完善,连草场都难以划分。50年代中后期,游牧区开始形成集体化制度,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力度加强,推广定居游牧不再只是一种技术性推广,而是一种政策和制度执行。195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召开了第3次牧区工作会议。会议批评了安于现状、满足于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保守思想,要求牧区从水利、饲料基地等入手推行定居,争取在1-2年内使牧区基本实现定居;在已定居和半定居地区,则要求进一步划分牧场,划区轮牧。1959年,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完成,定居游牧推广有了强大的制度动力,进入了全面规划阶段。呼伦贝尔草原划分了4季牧场,锡林郭勒实行了冬春、夏、秋3季牧场;中西部荒漠草原区分了冬、夏2季草场。到60年代初,内蒙古的定居牧户已占牧民总户数的79%,至1965年左右,内蒙古牧区基本上放弃了几千年来的纯游牧方式[3](pp.162~163),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了。

  由于生态与社会环境不同,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一些地方的部分牧户坚持呆在蒙古包里,不愿意在冬营地长期定居;各地的定居质量,特别是居所建筑水平不一,导致定居游牧的生活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后的时期,各地往往致力于完善定居游牧。如锡林郭勒盟南部的蓝旗、白旗和黄旗,在1960年前后,尽管74%的牧户已经定居,但定居分布不合理,需要进行重新整顿[4]。

 

作者简介

姓名:王建革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实习编辑 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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