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无论对中苏关系还是中美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这段历史，近些年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著，它们主要集中在冲突的起源、进程以及对中苏、中美关系影响的讨论上。美苏中都是有核国家，那么核因素在三者之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本文试图寻找的答案。

　　一、尼克松政府初期继续强调中国的核威胁

　　尽管尼克松上台伊始，便指示其国家安全顾问重新审查对华政策问题，但其步骤是谨慎的，在核战略方面更是沿袭了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情报部门也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进行评估，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这份文件是尼克松政府关于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第一份评估报告，所以在总则方面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进行了回顾。文件的基调仍然强调中国核威胁论。

　　不过与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评估相比，该文件还用较多的笔墨分析了中国战略武器计划所面临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有效地防范中国的核威胁，7月14日，尼克松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在亚洲的核战略问题进行跨部门研究。该指令要求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1）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核能力。（2）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术核能力。（3）核保护问题。（4）核不扩散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强调美国对中国核威胁关心的同时，也进一步关注中国的核计划与核不扩散二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披露，尼克松和基辛格曾考虑默许苏联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彻底解除中国不负责任地动用核武器的担忧，其根据就是这份研究报告指令。确实，直到1969年上半年，尼克松政府与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并无本质的区别，仍然在各种场合强调中国核威胁论。但仅从一份研究指令就推断出美苏联手或默许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未免过于草率。

　　二、核阴影笼罩下的中苏边界冲突与美国的对策

　　（一）中苏边界冲突的爆发与美国的最初反应

　　1969年3月，苏联挑起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美国情报部门最初认为这场冲突是由中苏双方长期以来角逐对珍宝岛的控制权所致，并且判断是由中方引发了最初的冲突，但预测近期内不会发展为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一时期美国基本处于观望状态，并认定中国是冲突的挑起者。但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在地域方面，中苏边界冲突的扩大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原来的“中国是挑衅者”这一判断。其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核因素加速了中美缓和。

　　（二）苏联对华核威胁的加剧与美国的担忧　　

　　关于苏联是否真正计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学界争论较大。当前尚无苏联官方档案得以证实，我们只能从美国档案进行间接的推断，在苏联官方存在着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讨论，至于这种讨论是否真正升级为军事计划，未来还需要苏联档案的佐证。不过大多数学者都引用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的回忆录，谈到当时在政治局多次研究了这一问题。

　　无论是否真正存在苏联军事打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中苏关系紧张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8月25日，基辛格在圣克利门蒂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计划和危机处理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要求他们制订一个在中苏爆发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8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威廉·海兰德向基辛格提交了一份文件，对美国立场进行分析。他提出当前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偏不倚的政策，另一种是偏向中国，他认为这两种选择均不可取。同一天，国务院还组织一批中苏问题专家就7月3日指令所形成的文件草案进行讨论。这些专家包括鲍大可、高立夫、弗雷德·格林和马歇尔·舒曼，他们基本同意该文件的分析，但认为过于低估苏联先发制人的危险性，因为即使是一次非核军事打击也会给日本、亚洲其他地区乃至西欧带来巨大的影响。

　　专家们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基辛格的担忧。9月4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继续在圣克利门蒂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基辛格明确指出如果听任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势必造成这样一种惹人厌烦的情形，即确立了一个大国可以使用核武器解决争端的原则。但并非每一个人都同意基辛格的观点。国务卿罗杰斯并没有把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看得那么严重，他认为近期苏联的各种试探，是一种好奇而不是信号。

　　虽然罗杰斯向尼克松阐述了国务院的观点，但显然并没有得到认同。基辛格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苏联人（达维多夫）不会如此随便地提出那样的问题。9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在递交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进一步支持了基辛格的观点。在基辛格眼里，苏联通过各种渠道试探美国的反应，根本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明确的信号，虽然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苏联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但它加深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担忧，特别是在使用核武器方面。美国正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而默许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势必给缓和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此时中美之间并无正常官方沟通渠道，除了在媒体上明确自己的态度以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就在基辛格一筹莫展之时，中苏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

　　三、中苏边界冲突的缓和与美国把中国纳入核军控体制的战略启动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率队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最后双方一致同意，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显然中苏双方已从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退却了下来。

　　关于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谈，对于美国人来说非常突然，尼克松是从报纸中才得知这个消息的，并召见基辛格询问他的看法。因为无法掌握更多的信息，基辛格只能从会见的联合声明进行分析。他认为声明中并没有使用过去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表明双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虽说中苏之间的争吵自9月11日以来开始降温，但在基辛格看来这也许是大举入侵的前奏。不过对于基辛格来说，他仍持怀疑态度，认为程序性的协议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

　　11月10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最终完成了关于中苏发生重大武装冲突美国对策的报告。报告共提出了14点应急措施，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关于美国如何阻止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虽然由于中苏边界局势的相对缓和，这些措施已失去了实施的意义，但是此次危机还是使得美国决策者着实紧张了一阵。事实上除了反对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外，尼克松政府也害怕苏联此番核讹诈会逼迫中国反应过度，促使其加入核军备竞赛，那样美国将面临更复杂的环境，而此时美国情报部门完成的一份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评估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此后，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缓和，美国对华核战略逐渐开始考虑把中国纳入核军控机制上来。

　　总之，尼克松上台伊始，虽说有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但在具体行动操作上极其谨慎，其对华核战略与前任约翰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仍然在强调中国核威胁的情况下继续对其进行遏制，这一时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方法似乎并不多。中苏边界冲突确实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会，然而最初美国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还理所当然地把中国作为冲突的挑衅者，并不想更多地卷入中苏之间的冲突。不过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有关苏联打算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流言逐渐增多，甚至在官方渠道苏联外交官员开始对美国进行试探，这时美国政府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苏中三角关系初露端倪。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