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共的决策，在指导中共的反帝废约政策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不可否认的消极因素。

　　一、大革命前，“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共反帝废约政策的指导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后，中共在革命的征途中一直与“苏俄”保持密切的联系，“苏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方针政策上也对中共加以指导。

　　（一）指导中共制定反帝废约革命纲领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并接受了会议关于民族革命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等废约要求。在中共二大上，不仅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而且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反帝纲领。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废约政策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息息相关，并一直“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反帝的具体目标和任务”。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明确的废约主张反映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要求，因此，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因为主张反帝废约而选择了“以俄为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壮大了革命队伍。

　　（二）指导中共将反帝废约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废约统一战线中非常注重工农群众运动。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号召各国劳动群众提出各国承认中国完全独立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而为防止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广泛地开展政治工作、组织群众性的活动来支持国民军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者阵营的内部矛盾，并要建立起广大居民阶层（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民族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者进行反击”。在中共的领导下，以反帝废约为口号的工农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三）促使反帝废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识

　　苏联和共产国际不但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废约运动中加强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而且指导中共实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促使反帝废约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识之一，极大地加强了反帝废约运动的力量。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目的，加强了与国民党的联系工作，推动了孙中山废约思想的明朗化，促使两党共同为反帝废约而努力。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废约运动实践中的反帝宣传和策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的。

　　“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革命路线及反帝废约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22年，孙中山从美、英、日等国得到援助的幻想宣告破灭，此时，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及时地争取孙中山，多次派代表同他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研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1923年1月，孙中山会晤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敞开了与苏联接触的大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使得废约运动有了一个领导中心。

　　二、大革命失败后，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反帝废约政策的消极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一方面坚持一揽子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强调“保卫苏联”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的反帝废约政策也因此出现与政治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反帝废约运动中出现过左的政策

　　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在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共的一些革命政策出现了“左”的倾向。国民政府调整废约外交为修约外交后，不但缓和了与各国的关系，而且取得了各国的承认。在这种形势下，反帝废约不再是国民政府最主要的政治任务，民众的对内对外视线也有所转移。但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内部一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这一形势的变化，而是错误地估计反帝革命形势，判断目前的政治形势为“反帝运动更是新的活跃的形势”。1929年3月15日，中央分析当前军阀战争的形势，部署党的任务，认为国民党的内部斗争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矛盾”的结果，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发展的冲突，是造成中国发生军阀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

　　受苏联的影响，中共在内部的“自查”工作上也出现过左的倾向。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在反帝废约策略上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这种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党的力量，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损失。

　　（二）将反帝废约与拥护苏联相联系

　　1929年春，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把这件事看作是日本利用中国对苏联发动战争的信号，并且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保卫苏联。

　　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任务，但“武装保卫苏联”这个脱离了中国实际的口号，很难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保卫苏联”这一宣传政策成为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党的借口和武器，影响了共产党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果。

　　（三）盲目地反对其他政派的反帝废约政策

　　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局面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利用其内部矛盾，而是在抨击国民党的同时，也抨击改组派的对外政策。

　　这种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政派的对外主张的政策，不但不切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而且扩大了中共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不能有效地团结具有共同反帝废约要求的力量一致对敌。

　　大革命失败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冒进的反帝废约与反对国民党的方针，脱离了革命实际情况，“保卫苏联”的口号偏离了反帝废约的主旨，反对其他一切政派的废约主张的政策使党自身受到孤立，削弱了革命的战斗力。

　　三、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帝废约方针的逐步调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中国共产党逐步调整了反帝废约方针，但这一调整是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一方面坚持彻底的反帝废约与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仍采取了一些不切合实际斗争需要的方针，但与此同时，中共开始调整反帝废约政策，将一揽子的反帝废约政策，逐步调整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的政策。

　　（一）中共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表示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完全平等的新约，但一揽子的彻底反帝废约的根本方针未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苏联认为帝国主义发动对华战争就是发动反苏战争，因此通过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指示虽然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仍然要求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订立的条约。

　　但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在保证反帝废约的根本目标不变、保证反帝废约方针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开始逐步强调以反日、抗日为当务之急，并表示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完全平等的新约。

　　显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废约主张出现了新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在反帝废约方针上发生根本的改变。

　　（二） 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中共以反日和废除中日条约为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严峻，共产国际开始强调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废约政策也作出新的调整和指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中共中央在进一步粉碎国民党“围剿”的同时，得以及时调整各项政策，对外方针政策逐步由全面反对帝国主义到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由主张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到废除中日间的条约为主。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暂时改变了一揽子的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方针。究其原因，首先是基于国家和民族形势的需要，但也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指示变化的影响有关。

　　根据1935年11月和12月毛泽东等人发表的宣言和决议内容看，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已通过某些渠道传达到了国内。这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已完全明朗，即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中国共产党反帝废约政策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利于争取其他国家支持中国抗日，为日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国民党与中共联合抗日打下了基础。其次，由于中共反帝废约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即对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等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但其后的几个月仍把“反蒋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直到1936年5月5日，才正式通电国共两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声明，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在不同时期反帝废约的策略和方式有所调整和变化。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旨贯穿了整个革命历程，赢得了民心，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