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后，对文化实践的理论与政策进行了面向实际的调适，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有效实践。然而在国共合作的状态下，中共对于文化建设新经验的表述面临着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话语体系的竞争，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之中面临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理想与现阶段文化建设新经验的衔接问题。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会议形成了表述文化实践新经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文本群，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积极引导和参与了这一理论创新进程。从经验积淀到理论提炼，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一个范例。

　　关 键 词：新民主主义文化/经验/地方知识/文化统一战线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17ADJ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起民，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875)。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研究论著。从研究进路来看，学界从单向度地诠释《毛泽东选集》等经典文献扩展为运用档案文件、报刊文章、回忆口述等材料来重建历史事实，丰富了关于《新民主主义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然而，史实重建不能停留于平面化地扩展史实，忽略文本的理论线索，而是需要进一步把史实脉络与理论进路统一起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不仅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经验的提炼与表述，包含着理论、政策与实际的良性互动。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展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经验原型，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表述文化建设新经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外话语纷扰，呈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会议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多层面表述，总结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路径与特点。

　　一、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实践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虽然中共通过长征离开了瑞金和中央苏区，但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同样面临着复杂的文化环境和滞后的文化建设基础，即在党内，面临着党员文化水平较低与马列主义理论之间的差距；在社会上，面临着庞大的文盲群体与深厚的地方文化意识；在历史意识上，面临着马克思主义革命价值观念与中国文化历史遗产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些“左”的做法，不再片面地直接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理想，而是结合边区文化环境提出了现实可行的文化建设政策，推动了政党文化、社会文化与历史文化的有效建设。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强调从现阶段中国社会实际来考虑文化政策问题，在一系列新政策的实践中积累了处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理想与现阶段中国文化实际的经验。

　　(一)注重改造个体习得的政党文化建设思想

　　中共中央在陕北重建党内教育系统的同时，纠正“政治课压倒一切”的倾向，注重党员干部的文化常识教育。1936年5月，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红军大学。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等问题的报告，由毛泽东等组成教育委员会。在这一报告中，毛泽东规定了该校的教育计划，“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①8月26日，毛泽东指出：“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②可见，毛泽东试图通过调整政治课、专业课与文化课的比例来适应党员的文化程度。

　　除了适应党员的文化程度，毛泽东强调党员要掌握社会常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设于延安，并决定招收具有高校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并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而不断设置分校。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有些高级军事干部“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③而抗大不仅早已恢复启发式教学等经验，而且摸索出学员与教员相互教育与集体学习的教学方法、共同评定成绩的测验方法等经验，推动教员与学员的知识互补和养成集体主义作风。④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第3期第3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解如何了解实际环境，“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要尊重对象、了解对象，“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去了解，了解应当是多方面的，表面、里面、侧面都看到”。⑤

　　同时，中共中央强调从党员的社会意识与个体习得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党内文化建设的标准，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嵌入性。1939年3月6日，毛泽东指出：“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但教学须“少而精”。⑥抗大不仅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教学准备，使教学内容“少而精”，而且发展出辩论会、论战会等启发式教学形式。“自我批评与检讨在抗大是促进学习锻炼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动力。”⑦这种尝试还体现在刘少奇在1939年7月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思考之中。刘少奇从个体层面规划了共产党员的修养过程，指出脱胎于旧社会的个体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员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个体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真正地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与个体思想修养的“同时并进”⑧。继而，刘少奇指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因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先战胜目前的敌人，还要战胜“人民心中的一切影响与传统习惯”，但必须“适应现实，认清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为主线的政党文化建设是富有活力的。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具备基本的社会历史常识，使之能够迎受超拔于现实之上的理论条目，避免干部在工作中直接把理论条目演绎为政策原则或者机械地执行上级政策；另一方面，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尝试把抽象的理论条目转化为切合当时历史阶段和共产党员接受程度的道德文化规范，使理论条目更加具有现实感和亲切感，增强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牵引力。毛泽东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⑩

　　(二)注重转化民间风俗的社会文化改造思想

　　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逐步完善文化教育组织。在中央宣传部及其各层级组织外，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8年11月成立由潘汉年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并于1939年5月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由艾思奇任主任。(11)在政权组织方面，主要是以周扬为厅长的边区政府教育厅及其各层级组织。在群众团体方面，1938年1月，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会、边区农民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等26个群众团体各派3名代表，召开代表大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12)在初步实现群众团体的统一管理后，边区政府围绕民族自卫战争制定了宣传、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的组织工作程序，区分和明确了前方、后方和地方民众工作的不同内容。(13)此外，边区各地逐步设立民众教育馆等组织，作为基层经常性文化娱乐场所；延安各式各样的文化社团，亦经常组织巡回表演和下乡宣传。

　　在推进文化大众化方面，左翼文化人和苏区文化工作者的团结问题成为陕甘宁边区组织体制建设的重要问题。1937年9月，毛泽东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问题，把“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和脱离社会大众也列入“自由主义”的表现。(14)李初黎认为抗战更需要“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避免“各自为政，异常散漫”的组织状态和自高自大、拒绝接受批评的“自由主义倾向”。(15)1938年4月，毛泽东指出左翼文化作品不够通俗，“有时不大好吃”；根据地文艺形式简陋，“有时不大好看”，“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16)此外，还有培养工农兵文化干部和吸收民间文化人的问题。艾思奇1938年3月指出“边区文化的提高，在目前还是输入的多而从地方上发扬起来的少”(17)。同月，边区文协认为要通过培养工农兵文化干部来扩大文化界，“使它不仅限制在所谓‘文化人’的圈子内”(18)。

　　这种认识逐步扩大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者的共识。1938年5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协发布了关于抗战文化运动的总体意见，继续检讨以往新文化运动脱离人民大众甚至忽视民族文化的错误，承认“固有文化传统在民间习惯上的深厚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陕甘宁边区文协指出必须联系实际发展新文化，“内容和形式要具体化、地方化，适合于各地民间所习惯的”，为此应当“普遍地在各地民间组织各种旧形式的娱乐团体”(19)。5月12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20)从1938年5月开始，民众娱乐改进会、民众剧团、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等旨在学习、整理和改造民间文化的组织相继成立。其中，民众剧团在1939年2月至6月进行了边区巡演，受到民众欢迎。(21)

　　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还注重吸收、组织和改造民间艺人。譬如，1939年6月13日，庆环分区设立庆环农村剧校，设教育、剧务、总务、交际科和俱乐部等科室。庆环农村剧校对招收的“旧戏”艺人确立团结、互助、进步的原则，帮助他们进行扫盲、戒食鸦片等工作，结合其文化进步程度进行政治教育和戏剧技巧培训；同时审查剧本，“把不合现实及迎合群众落后意识的部分加以革除”，但是对于“新内容、旧形式过渡到新内容、新形式”保持谨慎态度，“用怎样速度和分寸改变旧形式，才能和群众文化进步速度配合得适当，使群众同样接受听看而不碍我们文化的宣传”。(22)此时，民间文艺已经与“八路军文艺”和“全国各地来的新旧各派文艺”成为延安文艺的重要来源。(23)1939年1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继续通过冬学、夜校、识字组等组织展开扫盲、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的工作，尤其是“广泛的采用人民所喜欢的各种形式(如戏剧，民歌等等)，扩大民众剧团，优待艺术人才，切实建立乡村中俱乐部的文化娱乐工作”(24)。

　　(三)注重连接中国历史因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进入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在顺应抗战救亡的民族情绪的同时，也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中国的关系问题。这在表层上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祭祀黄帝陵的活动。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军侵略的加剧，张继、林森、戴季陶等人为发扬民族文化，推动国民政府设置民族扫墓节。在国共谈判过程中，林祖涵代表毛泽东、朱德参与1937年4月5日的黄帝陵祭祀典礼。在深层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以往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的问题。譬如，吴玉章委婉地批评了法国大革命式的绝对理性，“把一切旧的社会与国家形式，一切传统概念，都认为不合理性的，当作陈旧废物而抛弃”，这就导致了历史研究的“民族虚无主义”，尤其是“给反动势力和法西斯蒂留下一个有力的武器，使他们能够利用特殊的民族心理来欺骗民众”。(25)可见，中国共产党开始承认中国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所具有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摒弃简单否定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面临着如何处理革命价值观念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关系。德里克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在1919年至1937年“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但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而又不扭曲史实或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无所不包的理论模式”。在这一关系上出现两种分歧：一是声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一般原则的普遍性，“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二是基于中国历史特殊性、复杂性而尝试运用理论原则进行解释，结果却被怀疑是否遵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6)1938年5月，边区文协指出必须改变忽略民族历史的“教条化和公式化”错误，“科学地和理智地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27)。民众娱乐改进会进一步指出通过歌谣所流传的历史文化是民众“习惯上的法律”，“不凭文字也就能保存，发展下去”(28)。这肯定了中国历史具体实际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毛泽东等人逐步总结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实际的方法原则。最为首要和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1938年3月，毛泽东对陕北公学的毕业学员指出“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只能是“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尤其要注意“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这是历史变化过程所决定了的”。(29)再则，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30)。这就明确承认了中国历史存在相对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客观性，同时也要求运用唯物史观实现中国革命与历史中国的接续。1939年12月，由毛泽东等人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把历史中国与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连接起来。(31)这一中国社会行进路线为构建中国文化演变进程提供了历史逻辑。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具体阐释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艾思奇认为“无产阶级的新的道德”不是通过否定和排拒“旧道德”而建立的，而是在吸收“旧道德”关于劳动、抗争等成分的基础上逐步成长的，以此来实现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历史道德文化的传承。(32)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上，艾思奇具体解释了历史主义方法，运用唯物论而不是唯心论来解释历史存在，运用辩证法而不是形而上学方法来呈现中国社会历史的行进规律。(33)

　　总的来看，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新探索为处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理想与中国社会文化实际的关系提供了正确经验。尊重党员个体的文化水平、地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以及历史文化的积极因素在总体上是承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性，改变了这样一种状态——“利用地方形式，即被认为不要国际主义”“利用三民主义，即被认为不要共产主义”“提倡民族化即被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34)因此，这一探索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理想与现阶段中国实际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逻辑关系，承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议程上的客观性，从而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来促进文化建设。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新经验的表述分歧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结合新环境考虑自己以及马列主义在文化统战工作中的领导权问题。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后改称“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成立。张闻天在会上继续批判了左联等文化团体存在的“关门主义”“公式主义”和文化组织的“第二党”倾向，也肯定了左翼文化运动的成绩，强调为适应抗战形势必须推动文化大众化、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通俗化。(35)李初梨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中基本延续了张闻天的观点，同时提出统一战线的主要危险是“右的投降主义与自由主义倾向”(36)。这种对左翼文化运动两面性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统一战线提供了经验基础，对于继续坚持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国民党也尝试从思想上整合文化界。在结合抗日建国任务来调适“新生活运动”的同时，国民党于1938年3月制定了《确定文化政策案》，强调用中国固有伦理哲学来建设精神国防，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37)。陕甘宁边区文协虽然提出“一切文化的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但是把中国固有文化作了内容与形式的区分，要求将“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不断地征服旧形式，不断地使旧形式成为文化新内容的附属，而过渡到文化新形式”。(38)然而，国共两党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主张引发了统一战线内部其他政治派别的忧虑。譬如，章乃器在1938年初便指出建设文化国防必须统一文化力量，但是国共两党应“克服宗派意识”，应避免统制思想所带来的摩擦纠纷。(39)

　　1938年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并直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吸收了田汉、胡愈之、冯乃超、冼星海、张曙、光未然等文化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推进统一战线工作提供组织基础。1938年3月15日，边区文协呼吁文化界尽快成立全国“文协”以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组织。(40)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由郭沫若、茅盾、冯玉祥、丁玲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为名誉理事，提出建立“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41)。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于1938年9月11日成立，是“文协”的分会，也隶属于边区文协。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国共合作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思想话语状态，而这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政策的表述实践。在合作之初，中国共产党运用“彻底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等提法来阐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新政策和新经验。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指出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的宣传重心是“澈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42)。显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内外两套思想话语体系的问题，而外界也存在“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的观点。对此，中国共产党再次从时间维度上把“革命的三民主义”描述为共产主义在“现阶段”的政策原则，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解释策略。毛泽东在1925年10月20日界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即“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43)。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状态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三民主义的政治规范性和历史合理性，“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44)。譬如，为了向全国民众介绍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夏开始组织人员编撰《陕甘宁边区实录》。李六如、和培元于1939年1月完成编撰工作。1月22日，毛泽东认为此书“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要求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45)经周扬编辑后，《陕甘宁边区实录》于1939年12月出版。此书按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分类介绍边区政府的政策，文化政策包括国防教育、思想自由、三民主义、学校机构、文化团体等方面，并收录了毛泽东的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46)。

　　然而，这种表述方式的问题很快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显现出来。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后，又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常政治教育，加强党内对三民主义的深刻研究”(47)。这实际上消解着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效能，指向着一种模糊的“二元论”文化政策空间。张闻天认为这种放弃独立性的倾向容易沦为“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48)的尾巴。毛泽东在1938年3月指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仍然处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要以根本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去解决问题”，“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49)并且，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强调“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50)，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必须彻底实现三民主义政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51)。

　　与之同时，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对如何表述文化建设新经验的探讨。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艾思奇等18名中共理论工作者发起新哲学会，指出“为着要使理论更有着实际的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但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52)这就把表述新经验的问题置放在社会主义文化理想与现阶段中国客观现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连接理想与现实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把这一任务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不仅正确地处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与现阶段的关系，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而且疏通了中国经验理论化的上升通道，因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把成功的中国经验加以理论化。(53)

　　随着1938年底国民党开始分化出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且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国共摩擦问题，中共开始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表述关系。毛泽东在1939年5月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54)。5月17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地方组织完善宣传工作的组织机构，必要时可以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加强文化运动；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55)。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共产党弱化了运用“三民主义”表述文化建设新经验的倾向，并初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中国共产党的更深层的关系。

　　当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把三民主义视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已经初步掌握了运用和阐释三民主义的策略。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国民党投降反共的趋势，重申了1937年5月陕甘宁苏区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必然叛变革命而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断，指出三民主义已经变成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日本人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56)，此外还有“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57)，但亦有一致性，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193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大量发展组织的政策转变为清理、整顿、提高的紧缩政策，“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纠正各种左倾或右倾的不正确观点”(58)。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炼

　　在1939年冬，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充分探讨了中国社会实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问题。该文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59)。这一文本重点从政治和经济上解决了革命的阶段性与连续性问题，也为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新经验提供了历史方位概念，“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依据不同国家的不同革命阶段，团结这一国家的革命的阶级和人民大众，彻底努力，把这革命阶段的任务，推行到底”(60)。而毛泽东也推动了对于文化建设新经验的提炼。193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扩大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并提议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出版《中国文化》。(61)

　　在上述理论进展的基础上，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立了“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听取艾思奇关于边区文化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的汇报。艾思奇认为：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指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因此“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新文化的口号应是“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62)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宣布将于1940年1月初旬召开代表会议，“为着总结两年以来各方面的文化工作经验，以更进一步来推动边区文化运动”(63)。

　　自1940年1月4日至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形成了表述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新经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文本群。该会议“历时9天，知名文化人个人代表123名，文化团体107个，代表274名，共计五、六百人”(64)。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一般的文化人都在极力要求更进步的，更深入的东西，和更明确的指导，因之我们今天要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65)而后，王明发表《关于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问题》的讲演，讲述了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与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文化界统一战线的范围与目标等问题，指出要“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文化”(66)。此时，虽然王明表述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纲领，但他使用的概念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对“新民主主义”持批评态度。(67)这种认识反映了王明在思想方法上的不足，未能在理想与实际之间构建合理的关系。

　　张闻天在1月5日、6日、7日作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提倡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文本内容来看，张闻天的报告最为详细，涉及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新探索的方方面面，并在理论上予以承认和提炼。除了对文化发展形势、目标等具体政策的阐述，张闻天在理论逻辑上理顺了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也即是给社会主义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思想的基础”。张闻天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新经验的精髓，把现阶段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理想连接起来，强调二者在历史方位上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次被给与的死板的教条，而是生动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与革命方法”。(68)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总体上成为表述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新经验的基本范畴，对应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理论形态。1月6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会长艾思奇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总结了边区文化建设的成就与不足，分析“中国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新民主主义特征”。他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所要求的民主主义“是以广大民众的利益做基础的，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彻底地民主主义力量)的各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是适合于广大民众的斗争需要的，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指针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69)到了1月8日，吴玉章从新文字改革的角度阐发了文字改革对于文化大众化的重要性。在随后的个人代表的发言环节，张庚、冼星海分别讲述了戏剧与音乐问题，冯文彬谈论了文化与青年问题，梁金生、庄栋分别讲述了中医改造与世界语问题，在具体领域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70)

　　毛泽东于1月9日到会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从历史方位、性质前途与发展历程全面提升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表述。毛泽东首先从历史方位角度阐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由此强调中国共产党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相互连接又各具特点的阶段；而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前途是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为此，毛泽东梳理了近代中国文化革命的基本历程，“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71)在诸多文本中，毛泽东的阐发最为宏阔全面，也在接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本的基础上直面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同一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新经验的提炼提供了逻辑工具。

　　在随后的会议议程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各个方面得到具体展开。1月10日，萧三谈了苏联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问题，八路军总政治宣传部部长肖向荣总结汇报了八路军文化工作，李初梨讲述了边区新闻事业的发展；11日，陈康伯讲述边区工业发展问题，杨松讲说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丁玲阐述文艺大众化问题，柯仲平、杨醉卿、高波分别汇报了民众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团的发展情况。从音乐、戏剧、美术、版画到医药、新闻、教育，再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中国共产党文化实践的新经验充实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形态。1月12日，大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总决议》以及多项文化工作议案。大会宣言指出文化运动的总目标是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和“汪精卫、叶青之流的伪造的三民主义”等妥协投降思想，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72)。到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完成了从经验形态到理论体系的转变，进入宣传贯彻阶段，而这次会议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文本群在《中国文化》等杂志陆续发表。

　　四、结语

　　从经验形态到理论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良性互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从形成过程来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从全民族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客观要求出发，不仅肯定了陕甘宁边区文化政策的有效经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理想的逻辑关联；而且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运用“新民主主义文化”释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弹性与政策空间，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领导效能。从形成机制来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关键在于掌握唯物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73)。确认和坚持客观实在的先在性、第一性，在总结有效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与客观现实的有机联系；而不是忽略和无视客观实际，无差别地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

　　由此，也应看到战争环境等因素对理论创新的限制，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过渡性质。从整个过程来看，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问题并不在于文化纲领的表述是“三要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是“四要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而是战争环境凸显了文化工作对政治工作的从属性。毛泽东、张闻天等均把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的原理置换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文化服务于政治经济。并且，虽然国民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中国“当前行动纲领”，但是要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积极扩大“共产主义的领导”(74)。这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过渡性质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政治力量对比和经济公有化程度都是可以通过强力加以改变的；而这种通过强力塑造的政治经济变化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存在”的跃迁。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文化是政治经济变革的先导，但相对于政治经济变革，文化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只有维系文化变革的内生性和实践活力才能在一个较漫长的历史周期内完成文化进步。

 

　　注 释：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2-543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53页。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④《抗大的过去与现在(1938.6.1)》，载《罗瑞卿军事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7-58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5页。

　　⑦齐礼总编：《陕甘宁边区实录》，延安：解放社，1939年，第134页。

　　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解放》第81期，1939年8月20日。

　　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二)》，《解放》第82期，1939年8月30日。

　　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1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13)《非常时期指导民众工作系统表(1938)》，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2-1-1013。

　　(1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8页。

　　(15)李初黎：《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16)《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7)艾思奇：《谈谈边区的文化》，《边区文化》创刊号，1938年3月5日。

　　(18)《发刊词》，《边区文化》创刊号，1938年3月5日。

　　(19)《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解放》第39期，1938年5月22日。

　　(20)陕甘宁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委员会编：《陕甘宁根据地革命文化大事记》，西安：内部编印，2000年，第26页。

　　(21)《我们在窑店子》，《新中华报》第13号，1939年3月19日。

　　(22)乔楠主编：《甘肃革命文化史料选萃》，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441-446页。

　　(23)艾思奇：《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群众》第3卷第8、9期，1939年7月16日。

　　(24)《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解放》第95期，1939年12月30日。

　　(25)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放》第52期，1938年9月18日。

　　(26)[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27)《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解放》第39期，1938年5月22日。

　　(28)《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新中华报》第437期，1938年5月25日。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页。

　　(3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652页。

　　(32)艾思奇：《共产主义者与道德》，《解放》第51期，1938年9月8日。

　　(33)《艾思奇全书》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4-215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02页。

　　(35)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23-524页。

　　(36)李初黎：《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37)吕厚轩：《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

　　(38)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1938.5.4)》，《解放》第1卷第39期，1938年5月22日。

　　(39)章乃器：《文化统一战线中的两个问题》，《激流》第1卷第4期，1938年2月10日。

　　(40)《确立全国文化统一战线》，《边区文化》第2期，1938年3月15日。

　　(41)参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8-349页。

　　(43)《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4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7-368页。

　　(45)《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8页。

　　(46)参见齐礼总编：《陕甘宁边区实录》，延安：解放社，1939年。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0页。

　　(4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00页。

　　(49)《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5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5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28页。

　　(52)《新哲学会缘起》，《解放》第53期，1938年9月30日。

　　(5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7-658页。

　　(5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2-563页。

　　(55)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1-72页。

　　(56)《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57)《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9页。

　　(5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5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页。

　　(60)《艾思奇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3页。

　　(6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6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

　　(63)《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代表大会筹备会通告》，《中国妇女》第1卷7期，1939年12月20日。

　　(64)陕甘宁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委员会编：《陕甘宁根据地革命文化大事记》，西安：内部编印，2000年，第63页。

　　(65)《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新中华报》第98号，1940年1月20日。

　　(66)郭德宏主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57页。

　　(67)郭德宏主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55页。

　　(68)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15日。

　　(69)《艾思奇全书》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3页。

　　(70)《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新中华报》第98号，1940年1月20日。

　　(7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15日。

　　(72)《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15日。

　　(73)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7-78页。

　　(7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