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认为《新青年》和五四一代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肤浅的，完全属于危言耸听。

　　中国社会在晚清发生了大变局，近代史通常会把1911年推翻帝制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当作“告别”古代的分水岭。但以总体性的社会变革而言，比民国建立稍晚几年的《新青年》的诞生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更应当看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界碑。

　　《新青年》的诞生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界碑

　　现在我们对“现代”这个词耳熟能详，“现代性”、“现代化”等说法常挂在嘴边，这个“现代”的源头，就可以追溯到《新青年》及其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才有思想启蒙的大潮掀起。这个举动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打破阿Q式夜郎自大的心理，人们头一次清醒地打量自己国家在世界的位置，希望通过彻底的变革去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

　　《新青年》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之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促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化、道德、政治、文学等诸多方面转型。这个巨大的历史功劳，无论如何也不能轻视。

　　在学界，常见到有对五四的颠覆言论。这些言论认为，《新青年》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激进主义，指责那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造成近百年的文化“断裂”与“困局”。他们甚至把后来“文革”的荒唐以及当今人文精神的缺失也一股脑儿算到五四的账上。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指责缺少对历史的“同情的理解”，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不负责任。

　　当今是开放的年代，对历史的理解各式各样，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求得统一。但有一点不能含糊，就是要尊重历史，不要虚无主义。那种对五四的颠覆，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有些人脱离了历史语境来讨论问题，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出现“断裂”，起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

　　《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放到从“旧垒”中突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得到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