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谈到红军长征穿越雪山草地行进至川康藏区的情况，高度赞扬了藏区群众对红军长征的支持和贡献。斯诺将此记载在他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这段历史最为突出的亮点之一，是红军长征时期我们党在藏区实行的正确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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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征途中，红军通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和杂居区，尤其是进入川康藏区，这是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历程，红军在这里行程最长、停留时间最久，因此也在这里留下了中国革命史和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里，党的民族政策唤醒了长久以来备受歧视、奴役、压迫的藏族同胞，红军以实际行动感召、教育、争取了人心。获得新生的藏族同胞怀着对党和红军的深厚情谊，竭尽所有支援红军，为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

　　1.长征前期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基本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中国的民族问题，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视为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制定并不断完善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的革命纲领。

　　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民族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强调“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这些纲领和主张，不仅为长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做了重要思想准备，而且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利用和煽动少数民族力量围堵红军。党和红军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已经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复杂、具体而紧迫的民族问题，必须及时制定、调整和发展符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在此期间，党和红军接连不断地发布了一系列决议、指示和文告，为长征途中的民族工作指明方向，如《告川康藏彝民族书》《告回番民众》等，在少数民族中宣传党的主张，播撒革命火种，争取人心。同时党和红军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使党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有了更多的研究和发展。

　　2.党的民族政策在川康藏区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红军进入川康藏区以后，更加深入、广泛地接触民族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红军进入藏羌地区前，发出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强调“回、番民族是中华民族之一，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力量，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支柱”。1935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卓克基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主张解放各被压迫民族，因此主张······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的革命的民族运动” 。根据藏区特点，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布告——红军到地约法十章》等大量宣传材料，指导红军指战员开展民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