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影印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的《红军长征记》。

　　1942年印刷的内部资料《红军长征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红军长征记》。

　　长征的故事是怎样流传于世的？过去一直认为始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7年写就的《红星照耀中国》。但在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看来，斯诺依据的资料应该来源于《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是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作者均为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后来大多是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其文体朴实无华，语言鲜活异常。从1937年《红军长征记》最初编辑完成后，这部回忆录曾经尘封多年，之后才重见天日。如今，市上可见的几个版本，幕后也有着许多曲折的故事。

　　重见天日

　　出版人苦寻《红军长征记》

　　长久以来，《红军长征记》并未进入大众视野，直到2006年，它才真正结束了几十年的尘封岁月。那一年，《红军长征记》推出了四种不同出版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红军长征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二种，影印出版《红军长征记》；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这三本书内容一致。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

　　《红军长征记》能够公开问世，归功于国内出版人的苦苦追寻。上世纪90年代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侯健飞从几位专家口中听说了这本书，“我最初是从北京社科院文学所张泉老师那儿知道《红军长征记》的”。

　　侯健飞回忆，大约是1995年左右，他正编辑“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系列，他和张泉聊起了关于红色资源的出版话题，张泉建议应该把眼光放到海外，其中就提到《红军长征记》。再次听说《红军长征记》，侯健飞是从王福时老先生的口中获知的，老先生当年在延安陪同海伦·斯诺访问过毛泽东。王福时确定地说，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珍藏有《红军长征记》，这是朱德签名送给斯诺的，斯诺后来捐赠了出来，这本书是1942年出版的内部资料，是印刷品。

　　直到2002年，才有媒体报道哈佛大学图书馆珍藏的《红军长征记》被发现。侯健飞获悉后，遂通过美国一位朋友，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珍藏复印过来出版，“好在这本书不存在版权问题。”

　　“好多字都是错写字，还有通假字，而且很多字都模糊不清，要拿着放大镜仔细辨别才行。”当侯健飞拿到复印件的时候，他很抓狂，最难办的是，很多作者是用化名写文章，比如张爱萍用的是“艾平”，徐梦秋用的是“莫休”等，作为编者要一一考证作者的真实身份。

　　即便这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红军长征记》的时候，还是有三四位作者查不到准确资料，其中就包括《遵义日记》的作者何涤宙。在该书的出版前言上，这样写道：“我们参考了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刊出稿；在地名、人名和注释上，还慎重参考了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而封面上，也特别标注了作者为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

　　影印版《二万五千里》则另有一番来由。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文物库里，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原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就见过《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记》最初就名为《二万五千里》），他见到的正是极珍贵的誊清稿本。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只在1996年展出过一次。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才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影印出版。

　　这部《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是迄今为止在国内发现的唯一珍藏。1962年首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谢澹如逝世后，家人将誊清稿本捐赠给鲁迅纪念馆。“据说，当年在延安也留了一套誊清稿本，但是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发现，而其他留存在个人手里的也都散失掉了。”王锡荣说，至于这部誊清稿本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1937年初，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从上海重返延安，向中央报告工作，当时丁玲等编辑了《二万五千里》，其中的一部誊清稿本遂被冯雪峰带回上海，此后交由谢澹如，由他收藏。王锡荣说，冯雪峰和谢澹如都是湖畔诗社成员，关系非常铁。

　　王锡荣说，该誊清稿本一次复写七份，因此第一份颜色最浓，最后一份颜色模糊，但在装订的时候，这些纸张都混在了一起，因此就出现了装订成册后色调不均匀的情况。“装订成三册的誊清稿本，纸是马兰纸，质地很差，很容易破碎。”王锡荣回忆，影印时工作人员十分小心，装订线根本没敢拆开，唯恐扫描后装订不起来，因此有极个别地方，是在装订线里面，没办法影印出来，“我们宁愿字看不全，也不打算拆开，最重要的是文物本身不能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