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打通“最后一公里”，关键是将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与当前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在改革和转型中不断激发出基层社会的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历史地看，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基层的治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对基层的权力结构进行过多次的解构与重构。但客观地看，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与当前转型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既面临着一些困境，也探索了一些方法和路径。

　　乡村治理困境

　　乡镇一级职能转变与村级自治存在脱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撤乡并镇和七站八所的改革以后，乡镇一级对村和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主要是通过项目的形式，对下级自治组织输出资金、技术和信息支持。同时，承担一些上级交办的行政管理的任务，如人口计生、矛盾化解等方面。乡镇一级的改革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控制编制、缩减经费、提高效率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从乡镇一级下沉的项目、资金、技术、信息等在村一级落地上存在困难。将小村撤销合并成大村后，村级服务半径过大。另外，村委会与下面组之间的关系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并未做出规定，有的地区弱化组的作用，导致村干部力不从心。

　　县、乡（镇）、村（社区）在服务提供上仍未系统联动，服务型政府、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任重道远。县乡关系调整后，乡镇一级的审批职能被严重削弱了，大多已上收到县直部门。这导致了一个意外的结果，群众办一些小事却需要县乡多头跑，增加了办事成本。仍有很多地区固守传统的部门审批方式和办事流程，迟迟不肯下放与群众生活最紧密的行政审批和便民事项。以管理的思维设置层层阻隔，阻碍县、镇、村、组四级的互联互通，政务服务链条出现卡壳甚至断裂。同时，一些基层政府未能真正理解服务的内涵，导致在行为方式上出现偏差。

　　县乡权责不对等，执政骨干难出来。一些县直部门掌握着重要资源和权力，把规划、项目、资金、监管等权力牢牢握在手中，自己当指挥员，让乡镇去当战斗员，不问过程如何，只问乡镇要结果，更不关心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碰到有利的工作就自己做，而像征地拆迁等硬骨头工作则由乡村负责，乡镇成了“有限政府、无限责任”。政策、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监管的层层阻隔产生了消极的不干事、不创业氛围，有的甚至出现逆淘汰，而那些真正想干事、有担当精神，敢作敢为、善作善成的干部却因授权不完整、权责不对等而怀才不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