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真总结党的历史，更好地发挥党的历史的鉴今、资政作用，是新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需要。边区时期我党形成了及时将政策转化为法律的优良传统，逐步实现从“政策治理”向“法律治理”模式的转变。针对旧社会遗留且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和包办、强迫、买卖婚姻以及烟毒、帮会、“二流子”等社会问题，边区开展了依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实践。

　　提高法律的话语地位。良好的法律启发民众权利意识，扶持弱势群体，激发民生愿望，匡正利益来源。几千年来，老百姓习惯“自己的命运由个别人主宰”，而不主动诉诸法律为自己做主。在乡村社会，封建迷信被神化为“权”威的工具而愚弄百姓，甚或被图利分子利用而坑害百姓。要改变“权术”甚或“巫术”控制乡村社会心理的落后现象，至少应确立“人权”和“物权”两项关乎民生的权利。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旨在宣示人权财权由法律赋予和保障。据此，将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普及到千家万户，使广大人民真正体会到法律的益处，以改变乡村社会里“个人权威”或者“神鬼权威”的控制和支配状态，从而提高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话语地位。

　　加强法律的普遍认同。我党对一项法律公布实施前的政策引导，旨在达成“法意”与“民意”的前期沟通，这是获得社会认同的首要环节。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妇女解放运动，既是我党坚持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又是一项长期的普法运动。要冲破封建婚姻枷锁，获得妇女自由的解放，不单是将“男女平等”、“禁止买卖婚姻”写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之中，而要塑造新的社会心理和良好习俗。法律进入民间社会并非强行楔入或者随意嫁接，否则就会导致普遍违法或者消极抗法。所以，只有在民众普遍认同的前提下，法律才能获得普遍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