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玺(1976- )，男，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史学博士。西安 710063

　　内容提要：唐代永徽以后，杂治并未被三司推事所彻底取代，反而对“三司”制度形成相当冲击与影响，所谓“三司推事”常有名实不符之困境。究其根本，乃是杂治惯例持续起效之表征。“受事三司”的逐步淡出与“推事三司”之尴尬境遇，均源自传统杂治惯例的强势干预。从杂治到三司，乃至三司使的出现，群臣杂治惯例始终是唐代诏狱会审之主流模式，御史台在杂治规则运行中占据优越地位。至中晚唐时期，杂治地位呈现下移趋势。

　  关键词：唐代 杂治 三司 诉讼惯例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6XFX002)“宋代诉讼惯例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杂治的研究相对匮乏①，唐代杂治专题目前尚无人问津。有鉴于此，有必要经由诉讼规则演进视角，以唐代“三司推事”名实不符现象切入，深入探究传统会审制度的发展脉络与运行状态，并对诉讼惯例生成与存续样态予以阐释。

　　一、杂治规则演进历程

　　杂治乃“交杂同共治”之意，唐颜师古言：“杂谓以他官共治之也。”[1]1927公卿大臣会同审理重大诏狱案件司法传统，是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的重要体现，疑狱杂议之司法实践更是源远流长。西周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2]1076秦汉时期，众官合治或杂治狱讼是司法审判的基本要求。《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即有“一曹事不足独治殴(也)，故有公心”[3]15的记载。汉代是唐前杂治制度的繁盛时期，针对宗室贵胄犯罪或重大案件，由皇帝委派官吏，组成会审机构进行审判，其中又有中央诸司官员杂治与中央地方官员合治之分。[4]76-77自汉代以降，“杂治”即以诉讼惯例样态长期存续。在诉讼实践层面，唐代杂治无论在制度渊源，人员遴选抑或具体运作方面，无一不受汉代杂治之直接影响。

　　隋朝继承汉代诸司杂治的诏狱审判模式，并成为唐代“杂治”乃至“三司推事”的直接渊源。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迁州刺史独孤陁以猫鬼巫蛊及怨言获罪，文帝令“左仆射高颕、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杂按之”。[5]2172炀帝亲征辽东，常山赞治王文同与晋阳留守郎茂有隙，奏茂朋党，附下罔上，“诏遣纳言苏威、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6]1555-1556大业十二年(616年)二月，方士安伽陀自言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宇文述遣武贲郎将裴仁基表告李浑反，“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6［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