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4月15-16日，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第五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与会学者基于传世文献与新出土文献文本的分析，为宋代社会文化中一些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

　　历史上留下的文献文本是历史研究所依赖的主要分析材料，然而文本在历史中的形成有其语境背景，因此与历史事实之间有时存在复杂关系，从中分析历史问题往往需要对各类文本的书写方式仔细辨析。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包伟民在对地方志书历史文献中“坊巷”记载的研究时发现，出于文人儒士之手的地方志书，出于“美名”教化的书写立场，其所描绘的城市形制与管理制度的面貌，与史实产生了某种扭曲与偏离。“文本在揭示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之时，也可能会遮蔽、掩盖与之相关的另一侧面，误导后人对历史现象复杂性的理解。”包伟民强调，历史文本的解读，既要尽量贴近撰述者，细心体会其立场心态，又须超然于文字之外，冷静分析，以期接近史实。

　　包伟民对地方志书所记载的坊区、坊额等内容的差异进行了梳理，他发现，其一、从城市管理制度的层面看，虽然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出现了坊、界、隅等各种别称，但不必每见一别称就另行归纳出一种别样的“制度”。从制度的内涵看，可以将当时的城市管理归纳为在厢司与坊区两级之下，慢慢出现一个以巷为中心的更低的职役层级，最终形成了两级三层之制。其二、在坊额与街巷的关系上，前人或者强调坊只是“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西”，或者断言“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都有失片面。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历史文本所传递的关于“坊”的失真景象误导之故。宋元地方志书的编纂者们出于其“名者，教之所从出也”的立场，在详尽记载某些城市的街首巷口所建立的、上面书写有“美名”之坊额的同时，鄙视出于俚俗、多非驯雅的街巷地名，以为“本不足录”，极少记载，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坊主巷从的假象。

　　通过这一分析，包伟民建议学界对宋代城市的城区形制应该摆脱以“坊”为中心来构建两宋时期城区布局的传统思路，回归以巷陌构成的长条街区的历史现实。

　　近年来新出土的文献也丰富了历史学对学界一些存疑问题的研究。“新出土墓志能够‘激活’和‘拼接’之前较为‘支离破碎’的材料。”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仝相卿通过对《安阳韩琦家族墓地》新公布的墓志的研究发现，《宋史》的撰写过于笼统和简略，墓志的出土可以补充正史之不足，更可以纠正研究者的疏漏及谬误，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野。

　　近年来，学界在对传世文集中保存的墓志碑铭与新出土墓志碑铭进行对校时，发现二者存在不少不一致之处，并从文字校勘的层面来进行论述。对于宋代墓志碑铭中相同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互歧现象，仝相卿认为，其中最直接的反映是墓志碑铭的撰写者和求铭者之间理念和心态并不相同。墓志撰写者的文章有时候并不能令求铭者完全满意，往往会出现丧家在刻石时擅自修改的情况，这种互歧现象包含了政治因素、人际关系、个人风格等多种因素在内，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新材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极大，尽管未必即能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仝相卿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