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郝苏民先生相识之前，就已听到很多有关他的经历和性格的传说，知道他是个传奇性的人。

　　20世纪50年代，他年纪轻轻就已成为大学老师。他本人是回族，对回族文化自然十分熟悉，同时他又精通蒙语，年轻时就对蒙古族民间文学和民俗有深入研究，并在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此后不久，21岁的他成为 “助教右派”。他带着这顶帽子被流放到甘南甘加草原，与藏族同胞为伴，过了多年牧民的生活。在这段生活中，生命力顽强的他又学会了藏语，他对藏族文化，特别是藏族民间文学和民俗热爱有加。

　　多年与回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农牧民的共同生活，使他不仅没有失去给他“惹祸”的任性与率真，没有失去他的学问，还被那段生活塑造成更加非同一般的学者。他没有一般经历坎坷的“老江湖”的谨慎与深沉，他的文章和语言不仅有独特的思想，而且带着率真和豪放，让人能感觉到其中的温度和感情。

　　在学者群中，他这些鹤立鸡群的特点是哪里来的呢？我想，虽然听其他人在讲到青年郝先生下放劳动那段经历时，多带着同情甚至怜惜，但我认为，在那段生活中，虽然在物质上说无疑是艰苦的，但我相信他在精神上一定是快乐的，那一定是给了他很多快乐与民间智慧的一段经历。那也是让他锻炼成钢，让他在率真与任性之上，又增加了不屈不挠精神的经历。

　　我想，郝先生身上那些让他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热爱和敬佩的特点和秉性，除了他的天资之外，更多的应该是与他那段悠长的牧民生活有直接的关联吧。这也是让我对他一见如故，对他深深理解、尊重，感觉亲切和信任的原因。

　　回顾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一百年来的发展，蜿蜒曲折，走了很多弯路。其中一个原因，是缺少有真知灼见的掌舵人和能够服众的领袖。全国学界如此，具体各学术单位的兴衰也往往与此密切相关。仅举让我感触深刻的两件事。

　　1995年8月30日，费孝通先生召集北京的部分学者在自己家里商讨学科发展。他提出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三科并立，将人类学也申报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这样就可以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争取一个更大的空间。他说：“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意见，我可以管管闲事，需要时，我可以写信向有关方面讲讲我们的意见。”遗憾的是，他的这项主张受到个别人的误解和反对而未能统一意见，从而搁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