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以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姿态建设性参与全球秩序重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与既定地缘政治格局中某些国家的利益和战略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博弈。为此，本研究试图从“一带一路”与美俄印欧版“一带一路”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考察美俄印欧基于各自地缘政治经济利益而制定的地缘战略，以及客观上所形成的地缘挑战，提出中国的应对举措。本文认为，源自于特朗普弱化美国国际领导责任的地缘战略，“C5+1机制”对“一带一路”并不具有反制的地缘战略效果；中俄互信固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则受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地缘战略不定性的影响，不可忽视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之间存在地缘利益失衡的潜在风险；印度“印太构想”等互联互通战略和“大国梦想”背后的地缘战略考量，势必削弱“战略对接”在人们预想中的相关积极功能；欧版“一带一路”反映出欧盟试图通过所谓的“可持续”亚欧联通战略提升在亚欧大陆话语权的地缘战略考虑，但其内部的认知分歧，使其无法摆脱中国对其“分而治之”的疑虑。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欧亚经济联盟；C5+1机制；印太构想；欧版“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李折周，韩国国立庆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刘存京，韩国国立昌原大学国际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世界地理位置看，“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中国重点关注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后联通到中国进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欧洲。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姿态建设性融入全球治理的倡议，该倡议的建设将是中国对国际地缘政治秩序重塑产生长期影响的系统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与既定地缘政治格局中其他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兼容，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旨在阻止中国成为印太地区主导性经济力量的“印太战略”，就明显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抵触。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在既定地缘政治格局中获益方的利益，也必然会导致在既定地缘政治格局中获益方的反制。“一带一路”建设应更加关注各国地缘战略之间的不同考量。

　　到目前为止，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都提出过欧亚联通的战略或倡议，旨在有效拓展本国经济辐射圈、保障自身能源安全，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博弈和争夺。科索鲁科夫和巴尔托指出，在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竞争中，可以观察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新丝绸之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欧盟（泛欧走廊，INOGATE计划）、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和组织在泛丝绸之路的历史空间进行竞争甚至发生冲突。随着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战略压力迅速上升，“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挑战是在兼顾各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前提下，如何将主要区域性大国纳入其中。近几年客观事实表明，地缘战略思维在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中从未淡化，实际上一直在发挥潜在作用，甚至主导着部分国家的行为逻辑。比如，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与欧美之间的冲突、博弈，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战略思维广受学界关注；2017年爆发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的地缘战略思维；特朗普政府力推的“印太战略”虽然强调所谓的“自由开放”原则，但并未淡化同盟和军事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地缘政治竞争战略的安全逻辑。任何战略的制定都是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博弈的结果，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选择一种最优策略。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基于沿线各大国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了解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进而增加战略互信、避免误判。

　　一 “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战略的内涵

　　地缘政治是指国家、地区或民族间基于地理位置、空间以及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军事联合、结盟或政治对立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和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这些古典地缘政治学可以说是一种“环境决定论”，也是强国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的舆论调适手段。而地缘战略则是对地缘政治与战略的综合考虑，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围绕欧亚大陆展开的大国间竞争和角逐，就是基于海洋圈、大陆圈、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为主的传统地缘政治与战略的复活。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战略理论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国家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空间问题，而且注重从全球秩序关照区域地缘政治变动的结构问题。21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的情况下，各国围绕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争夺，突显出亚太区域地缘政治变动的重要性。美国在2011年将自身的战略重点从欧洲、中东及海湾地区向东转移，宣布“重返亚洲”，在新的地缘政治构图下，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该战略计划到2020年，美国60%的军舰以及海外空军力量将部署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将成为美国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同时欧盟也把自己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日本早在2010年已开始将投资和出口市场的重点由东亚向东南亚转移。俄罗斯也随着“向东转”战略的推出，寻求扩大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而亚太地区是中国安全发展密切相关的周边地区，是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也是在中国“核心利益”的空间范畴内。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前夕，这一系列深刻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导致中国相关外交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剧增，如何评估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如何适当调整相关外交政策成为国内政策界和学术界激烈争论的中心。

　　纵观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大国之间的合作最初是以竞争的方式表现。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美竞争走出东亚地区的表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影响扩展到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将美国的一些东亚传统盟国置于自身的影响之下并获得地缘战略影响。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为了与美国在政治、军事上进行对抗和竞争，反而重点在于多方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追求共享、双赢的目标。2013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各地的稳步推进，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并主导建立排外性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时，受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冲击，全球治理日趋严峻，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中国的相关外交工作既面临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必须也必然要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规划。欧美地缘政治理论具有明显的扩张主义色彩和霸权逻辑，显然与中国寻求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相悖。“一带一路”倡议核心理念是追求共享、双赢的目标，坚持对话与合作的原则以及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它超越了西方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习近平主席指出，作为一个复兴中的世界大国，与传统欧美国家的崛起道路不同的是，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习主席提出的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学术界需要就世界各国地缘战略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

　　二 美欧俄印版“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分析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传统影响力以及美国“9·11”之后介入中亚而形成的复杂局面，对“一带”在中亚的推进形成了重大挑战，而体现印度全球战略抱负的“印太构想”则被认为是对“一路”的替代，欧盟自身的欧洲投资计划以及在扩大的泛欧运输网络基础上形成的欧版“一带一路”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翻版。因此，需要在“一带一路”与美版“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和“C5+1”机制）、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欧版“一带一路”以及印度“一带一路”（“印太构想”等周边互联互通战略）之间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分析美欧俄印基于各自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并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欧亚地缘战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持。

　　（一）美版“一带一路”地缘战略

　　1.从奥巴马政府“从亚太看中国”到特朗普政府“从中国看亚太”

　　2011年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第一次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The New Silk Road，即奥巴马版“一带一路”）。它以美国“大中亚计划”为基础，尝试促进中亚与南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加强美国在中亚与南亚国家的地缘影响力。从“大中亚计划”到“新丝绸之路”体现了美国力图支配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尝试。为了更好地促进“新丝绸之路”的实施，相比“大中亚计划”，奥巴马政府放宽了对民主化的要求，并在地缘战略方面考虑将中亚和南亚纳入以印度为中心的中南亚体系。对美国来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的稳步推进，一方面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垄断地位，来自中国的投资极大改善中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大大冲击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地缘竞争有所增强。美国政府一部分人开始无端指责中国企业在中亚的投资，“无视投资环境的透明与法治问题以及加剧了中亚当地的腐败和集权”。为了推进“新丝绸之路”的建设，美国加强在中亚等国（特别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能源领域的投资，并致力于扩大能源输送网络以确保里海石油天然气稳定供应，并通过根除中亚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行动确保地区安全。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在中亚的“新丝绸之路”地缘战略是比较务实的，在增强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同时，寻求同时压制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然而，“新丝绸之路”计划先天面临种种不利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2016年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采取美国优先、全球战略收缩的地缘战略，明确表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彻底终结，而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相配套的“新丝绸之路”，至此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接着特朗普退出奥巴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梅尔策认为，“在特朗普决定退出TPP之后，在亚洲现存的美国贸易和投资议程中再也没有能与“一带一路”倡议可比的了。”这种地缘战略考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出特朗普初期的对华政策更多关注中国本身而非地缘政治中的地区和全球层面。特朗普政府主要以中美竞争的角度去审视两国关系，并未将美国对华战略放在全球化、全球制度的层面去考虑。与奥巴马政府倾向于“从亚太看中国”不同，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从中国看亚太”的战略取向。这种战略选择的转变也使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中美双边关系，对亚太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的中美关系的关注度有所下降。

　　2.特朗普政府“C5+1”机制的演变

　　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还是特朗普政府注重的“印太战略”，本质上都是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前者是要确保亚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保上从属于美国，维护固有的地区秩序，是维护不平衡秩序的战略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后者是在战略上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区大国重塑两洋地区安全架构，突出政治协同和军事安全合作。两者并没有如“一带一路”倡议一样，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相当于贸易与投资议程的作用。目前，特朗普政府在亚洲的“互联互通”战略主要是由前任国务卿克里提出的“C5+1”机制。该机制试图打造中亚与南亚的互联互通，继续深化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并借助阿富汗与印度来提升“C5+1”机制的影响力。为此美国积极与印度接触，并力促阿富汗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在2016年8月，美印双方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加强了彼此间的后勤盟友关系。特朗普当选之后，“C5+1”机制成为美国参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事务主要的多边途径。通过“C5+1”机制，美国将增加在反恐项目、中亚商业竞争力项目、运输走廊开发项目、为未来提供动力项目、支持国家和地区适应规划项目等五个领域的投入。对此，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在中亚旨在追求包括防止其他大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以及避免中亚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并优先考虑推动中亚各国的改革。此外，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亚国家对待美国的态度，始终是美国借“C5+1”机制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因素。为了应对“一带”的影响，特朗普继续执行美国中亚政策重视与哈萨克斯坦合作的传统。例如，2018年1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双方签署了20多项有关航空、农业、石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议，总意向高达75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还不忘指责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投资和项目融资常常导致投资所在国债务负担过重，并非常关注中国将投资所在国或次国家集团（sub-national groups）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转化为战略或军事途径。在特朗普政府推进“C5+1”机制建设的过程中，美哈双边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截至2019年9月24日，美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总额已超过450亿美元。

　　3.“C5+1”机制背后的地缘战略考量演变

　　特朗普政府“C5+1”机制的调整，不仅关系中亚及其周边局势的发展，而且会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美国的地缘战略考量变化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这一机制不仅是特朗普政府参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事务的主要多边途径，而且是美国政府为应对从阿富汗撤军导致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减弱而精心谋划的地缘战略。第二，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优先”政策，以恢复实力领先地位。该政策专注经济实力的恢复，强化战略优势。为此，他不惜回避或弱化需要美国付出较大代价的国际领导责任，包括退出相应全球或地区多边组织或合作安排，减少对外援助，因此也导致“C5+1”机制未能承担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当的贸易与投资议程的作用。第三，在全球局势演变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美国“C5+1”机制背后的地缘战略考量。从全球层面来看，对中亚地区影响最深的自然是美国的地缘战略调整。特朗普上台后，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从反恐向所谓的大国竞争转变，逐渐将战略精力投向印太地区，并推出“印太战略”。作为特朗普政府倡导的新议程，“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原则与规则、逻辑和路径上存在着不同取向，由此决定了“C5+1”机制对“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具有反制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效果。

　　（二）俄版大欧亚一体化战略

　　1.中俄两国在中亚竞争和合作的两面性

　　中俄两国早在2001年就联合中亚4个国家（哈、乌、塔、吉）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对美国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西方价值观扩张的有效牵制，促进了中俄两国政治互信，缓解了中亚地区各国之间的矛盾和紧张气氛，进而遏制了美国的影响力。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美国的势力和影响力逐渐衰退，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围绕中亚地区的主导权可能形成竞争。事实上，中俄之间在中亚的竞争和合作的两面性与生俱来，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亚四国同为原苏联加盟国，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较大。

　　俄罗斯横跨欧亚两洲的地缘政治现实及欧亚主义的双头鹰外交传统，决定它对东方亚洲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一向十分关注。普京在2011年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以下简称‘一盟’）是后苏联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组织。在前几年的整合尝试取得有限的成功之后，该组织于2015年正式成立，旨在寻求更深入的经济整合。在俄罗斯与欧俄美关系在短期内难以改善的背景下，俄试图以“一盟”为框架继续扩大在中亚地区影响力，并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依托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在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在欧亚大陆的实践，即以“一盟”为中心构建主要面向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网络。在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在积极推进以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向东转”政策，旨在进一步加深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

　　2.“一带一盟”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对接合作及其背后的地缘战略考量

　　自从2013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俄罗斯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地缘战略考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立即引起了俄罗斯的高度关注。俄罗斯学者与媒体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解读。不过这个时期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存在怀疑，把“一带一路”视为是中国的“西进”战略，与欧盟进行“东扩”一样是一种可以取代“一盟”的竞争方案。最为典型的是安德烈·卡赞采夫在《欧亚地区中部:全面的综合性危机》一书中将中国在中亚国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看作对俄罗斯的威胁。

　　其次，乌克兰危机推动俄罗斯地缘战略“向东转”。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美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导致卢布急剧贬值，再加上国际油价的暴跌，使得俄罗斯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中俄两国在经济、能源等领域深化了战略合作，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以及相应的地缘战略考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把“一带一路”视为可以合作的对象，同时保持警惕。正如米娅·贝内特指出，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源于美欧的经济制裁，俄罗斯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大量资源的开发，不得不依赖中国政府以及民间的投资，中国在此次合作中充当了投资者的角色，但两国彼此之间的戒心可能会使“一带一盟”的实施充满挑战。

　　最后，中俄双方磨合并探索出兼容发展的理性务实之道。2015年5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第一条明确指出，“俄方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愿与中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倡议”。2018年5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经贸方面首次达成了重要制度性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该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2019年5月，普京表示，“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进程与习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完全契合”。目前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达成了可观的成果。

　　3.“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面临着地缘利益失衡的潜在风险

　　从长远来看，“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中不能忽视地缘经济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与外部加强合作的其他成员国经济增长发展较好，这种对比可能使欧亚经济联盟慢慢融入“一带一路”在内的“泛欧亚一体化”之中。近几年来，“一盟”成员国中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与中国和西方的经贸往来日益加强，三国的经济都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从“一带一盟”的合作来看，两者的对接使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获得突破性增长，在2018年已达到450亿美元。同时，来自中国的投资大为扩展了油气管道基础设施、油气开发等能源合作空间，重塑了中亚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途径。中国对土库曼斯坦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44%，而俄罗斯仅占7%，中国已经成为中亚乌、土、塔、吉四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可见，中亚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从对俄为主转向中国，这与俄罗斯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目的相抵触。虽然俄罗斯似乎正在逐渐接受中国在中亚的经济主导地位，中国也尊重俄罗斯在中亚的政治、安全影响力，若要两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对接，有必要提出包含更多信息的路线图，并就适合所有国家的合作形式达成一致，此外，西方学者还提出了有必要讨论俄罗斯是否愿意成为“二号玩家”的问题。另外“一带一盟”在设计和目标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一带”更接近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表述，类似于APEC的开放地区主义，而“一盟”是超国家的一体化组织，但是不得不考虑俄罗斯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一盟”成员国的再分配矛盾等复杂问题为对接带来的挑战。

　　（三）印度的印太战略构想

　　1.印度消极反应背后的地缘战略构想

　　马克思于1853年6月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把印度（斯坦）比作亚洲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鉴于印度（印度继承了英属印度绝大部分的领地）的这种地缘特征，许多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马汉、麦金德、豪斯霍弗等）都曾指出印度在全球地缘政治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正是印度对其自身地理位置和领土幅员的高度自信，印度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为一种以实现“大国抱负”为目标的“大国心理”意识。特别是对于在1962年与中国发生过一次战争并惨败的印度来说，“来自北方的威胁”几乎一直是历来印度政治家反复强调的国家安全政策重心。因此，不难理解印度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消极反应，不少印度学者对“一带一路”持消极甚至质疑的态度。有学者认为某个国家主导的倡议是以该国利益为基础，因此其他国家并没有义务接受该倡议。印度还可能在两种竞争性选择中犹豫不决:一是与中国在海洋领域合作，二是将限制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作为长期目标。这些消极甚至质疑的态度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印度的表现就可以看出。相对于同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原本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合作前景（因为拥有总人口超过28亿的广大市场），以中印对接合作为基础整合南亚与东亚经济圈于一体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将成为带动周边东亚、南亚数十个国家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然而从两个走廊的建设进程对比来看，由于印度置身事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相关内容迟迟不能落实，而“中巴经济走廊”推进相对更为顺利。此消彼长，可见战略互信是何等不易。

　　2.印度印太战略构想中周边互联互通的进展

　　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中国对印度的“后花园”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开始摸索扩大印度自身利益的方案。一些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应该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反思自身的缺点，并提出印度自己的战略计划，以及与中国在南亚竞争的战略优。2014年5月莫迪政府就任后，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对外战略。2014年6月，莫迪政府推出了由印度文化秘书拉文达·辛格提出的“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实际上“季风计划”在2014年9月进入第二阶段，成为一项被赋予外交、经济功能的准战略规划，旨在建立南亚、印度洋地区跨文化联系并复兴其所赋予的海洋历史文化和经济纽带。该计划涉及印度洋39个周边国家，首先包括整个南亚地区，但也包括非传统意义上所理解为印度洋国家的中国。许多印度学者认为莫迪政府通过将“季风计划”提升到战略高度可以减轻“一带一路”带来的影响，甚至认为“季风计划”是莫迪政府反制中国的主要外交策略，印度将利用历史文化、地理优势与“一带一路”进行竞争，通过该计划印度能够重建其主导的包括南亚次大陆、阿拉伯半岛地区、东非和东南亚在内的环印度洋地区。

　　莫迪在参加2014年11月13日举办的东亚峰会时，正式提出要将前几任总理的“向东看”政策转变为“东向行动政策”，核心就是努力把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在第九次印度—东盟对话中表示，“东向行动政策”重点通过商业、互联互通与文化之间的纽带加强与东盟的对接合作。印度把互联互通放在了与经贸同样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明确支持“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MPAC2025）”。2015年莫迪政府又提出了“萨迦（SAGAR）构想”，意为“印度洋同安共荣”，同样将地区间的互联互通作为重要内容。在2018年8月第三届“印度洋会议”上，印度外长斯瓦拉吉提出落实“萨迦构想”的三项举措，一是促进南亚地区内陆联通，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二是连接南亚、东南亚和海湾地区；三是印度在加强地区海上安全方面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2018年6月，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讲中重点对印度的“印太构想”进行了阐释，不但声称印太秩序应当是自由、开放、包容以及基于规则的，并强调“互联互通非常关键”。2019年5月莫迪政府顺利进入第二任期，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在“印太构想”和周边战略中的作用，以此作为增强印度对周边邻国的影响，对冲中国、美国等战略力量加速布局印太的重要举措。在第二任期，莫迪政府将注重“印太构想”的互联互通战略与印太地区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有关构想的对接。例如莫迪连任后强调了对印度周边战略中“萨迦构想”的重视，并把首次出访国家定为马尔代夫与斯里兰卡。

　　3.印度的相关区域作为和“大国心理”背后地缘战略考量的变化

　　中国谋求“一带一路”建设与印度“印太构想”等互联互通战略对接的初衷在于扩大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增进地区整体利益，化解战略阻力，实现战略利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印关系发展，然而印度主要担忧“一带一路”是为实现中国地缘政治优势而设计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印度对“一带一路”的一系列“回避”“批评”“模糊”“拒绝”等消极反应势必削弱“战略对接”在人们预想中的积极功能。印度的地缘战略考量呈现出遏制倾向与“大国心理”:一是通过利用美国因素，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和印度洋等地区所带来的影响；二是印度在“大国心理”驱使下与其他大国展开竞争，使得其不可能对中国“一带一路”亦步亦趋。在印度看来，通过推进自身的互联互通战略，可让印度拥有自身主导的贸易路线以及强化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影响。

　　事实上，印度近两年的地缘战略考量是根据中印关系更大的格局来确定的，既包括面临重大战略挑战时双方的经济合作，也包括复杂多变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第一，“一带一路”促进南亚内部的互联互通，不少“一带一路”建设的物流网络和能源项目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印度战略界呈现出反思过往地缘战略的趋势。已经有学者质疑西方和印度把“一带一路”达成的协议称为“债务陷阱”的看法，不但没有发现中国通过国有银行有意提供过多贷款来为中国获得战略性优势，而且中国对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资助并没有使沿线国家“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可持续债务额”。第二，中美战略竞争的常态化趋势以及复杂多变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使得印度的地缘战略将更加注重实用主义，基于不同的“问题”权衡利弊，作出有利于印度的选择。例如，印度试图模糊“印太战略”的针对性色彩，莫迪在2018年6月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印太”是一个地区概念，并申明印度的“印太构想”不针对任何国家，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举措。

　　（四）欧版欧亚地缘战略

　　1.欧盟“更好地连接欧亚”愿景的主要特点

　　欧盟于2007年通过“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积极开展对亚洲中部的投资，并在人权、水资源、环境等领域与中亚各国展开对话。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9月19日，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对外行动署联合发布了《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政策文件，被外界称为“欧盟版一带一路”。它是一份全面阐述欧盟“更好地连接欧亚愿景”的战略设想，核心是强调可持续、全面和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比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强调欧盟所谓的高标准规则。欧盟一直强调基于能体现“欧洲标准”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可持续基础设施、可持续金融等概念。第二，体现欧洲的比较竞争优势新领域的内容，提出建立交通网络、能源与数字网络和人文联系等三方面行动，为欧亚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联通伙伴关系，通过利用不同金融工具促进可持续金融。第三，提倡私人资本参与的方式。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的主要批评是国有企业比重过大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在2017年就表现出对于外来投资者（特别是国有企业）收购欧洲拥有关键技术公司的担忧。

　　2.中国与中东欧的“17+1合作”对欧盟的影响

　　始于2012年的中国—中东欧“16+1合作”规划和拓展了中国与中东欧16国互利合作的前景与未来。“16+1合作”将中国与11个欧盟成员国和5个非欧盟成员国汇集在一起。11个欧盟成员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维谢格拉德四国（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两个黑海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两个巴尔干国家（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而5个非欧盟成员国——巴尔干五国（阿尔巴尼亚、波黑、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要么正在进行加入欧盟的谈判之中，要么希望加入欧盟。2019年4月12日，希腊作为正式成员加入“16+1合作”，“16+1”变为“17+1合作”平台。这既是“16+1合作”扩容、机制深化的表现，也是“一带一路”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可的表现。

　　“17+1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盟旧成员国与中东欧新成员国以及希望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分歧。欧盟“旧”成员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模式，为本国可行投资项目提供了完善的融资渠道。因此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很积极。欧盟中东欧“新”成员国以及希望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国家更加“渴望投资”，希望既发展基础设施，又吸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投资。由于它们在国际信用评级方面等级普遍不高，因此，更倾向于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附加条款较少的资金，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手续繁琐的项目资金。在长期的欧元债务危机中，来自中国的投资成功避免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破产，并使其成为通往巴尔干丝绸之路的门户。更广泛地说，由于“一带一路”将欧盟12个“新”成员国与“旧”成员国分开，并且最初排除了欧盟机构，同时加入了5个巴尔干非成员国，因此，欧盟认为中国采用了一种跨越欧盟及其政策的形式，并引发了对其“分而治之”地缘政治策略的怀疑。

　　3.欧盟的欧亚地缘战略考量

　　虽然欧盟否认欧版“一带一路”计划是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回应，但事实上，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与中东欧的“17+1合作”的确是刺激欧盟出台欧亚互联互通计划的重要动因。欧版“一带一路”背后地缘策略考量体现在防范“一带一路”以及“17+1合作”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首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推进，中国在欧盟成员国的投资大幅增加，欧盟担忧中国会利用投资来影响成员国在欧盟层面的决策，认为这是中国对欧盟“分而治之”的策略。其次，在东欧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之争，一直是俄罗斯和欧盟的关键点，所以欧洲担忧与俄罗斯具有良好关系的中国也来到东欧“分裂欧洲”。欧盟内部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部分人认为中国一直在“渗透”巴尔干半岛，并指出“17+1合作”是在分裂欧洲。再次，欧版“一带一路”基于欧洲思维方式来“更好地连接欧亚”,试图通过自身的亚欧连接战略提升欧盟在亚欧的影响力，维护欧盟在规则和规范领域的话语主导权。还有部分学者指责“一带一路”战略会提高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份额，导致欧洲主要国家的出口份额和出口额绝对降低，对欧洲形成“威胁”。

　　4.欧盟内部地缘战略考量的分歧

　　欧版“一带一路”计划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内部地缘策略考量的分歧。总的来看，欧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而是由欧洲2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一个政治经济联盟。一方面欧盟的决策常常需要内部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欧盟决策的复杂性使其在作出关键决策时效率较低。另一方面，欧盟各成员国的发展水平以及各自地缘利益考量不同，因而对“一带一路”的需求也不相同。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危机不断，经济发展乏力，导致其无暇对东部和南部成员国加大投资以满足其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经济需求，这些国家开始寻求中国的投资。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António Costa）在2019年3月表示，欧盟不应滥用安全程序来审查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外来投资，并认为葡萄牙接受中国投资的经历是“非常积极的”，表现出“对我们法律框架和市场规则的完全尊重”。接着，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国家，希望为陷入停滞的意大利经济带来投资。但是，欧盟机构的报告中一再指出，欧盟内部成员国与中国开展合作时，不能仅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应在欧盟内部形成协调一致的政策商讨，欧盟必须对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举措。

　　同时，欧版“一带一路”政策文件又将中国列为第一个要加强双边关系以促进欧亚互联互通的国家，将中国列为欧盟在亚洲的首要双边合作对象，同时重视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欧盟与亚投行之间的良好合作。可见，基于内部地缘政治博弈和战略认知的不同，欧盟整体上对待“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考量正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从目前的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来看，这种未定状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三 中国的应对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动态评估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环境,必须注重其他国家的战略动态性和过程性。对世界主要国家地缘战略考量的评估不仅有利于了解对方的战略动机，也有利于了解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进而增加战略互信、避免误判，更关键的是，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态调整。

　　（一）加强战略接触，警惕美澳日印排外性合作

　　特朗普政府中亚地缘战略的调整与演变对“一带一路”建设既有积极一面又有遏制的企图。一方面，不能否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和“C5+1”机制也有发展经济、加强互联互通等积极作用。美国优先打击阿富汗极端主义的地缘战略可减轻中亚国家面临的内外部安全压力，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地区环境。另一方面，“C5+1”机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排他性，甚至投机性。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回避或弱化美国的国际领导责任，并逐渐将“印太战略”作为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考量，表明“C5+1”机制对“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具有反制的地缘战略效果。因此，对中国来说，可借美国地缘战略考量的重大调整之机，深化推动中亚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热情。并且，从全球层面来看，“印太战略”作为特朗普政府倡导的新议程，与“一带一路”倡议在规则、逻辑和路径上存在着不同取向的事实，中国对其应对措施的重心必须也必然向“印太新秩序建构”转移。中国不仅需要警惕美澳日印牵制“一带一路”倡议的排外性合作，而且应该加强研判中国参与“印太”构建的可行性，主动地将“印太”构建置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之内，来降低“印太”对中国不利的一面。

　　（二）践行首脑外交，深化“一带一盟”制度化发展

　　虽然目前中俄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达成了可观的成果，究其原因更多在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处于对抗之中。在大国关系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冷静观察俄罗斯与欧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过去美苏（俄）关系是中美俄三国关系的主要矛盾点，随着美国把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调整为中国，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位的竞争对手，俄罗斯运筹大国关系的空间也随之增大。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依旧被俄罗斯国内定位成俄罗斯欧亚一体化的可替代性方案，面对俄罗斯的复杂心态与战略焦虑以及未来俄罗斯与欧美关系的转变，中国需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中地缘利益失衡的潜在风险，同时要继续提升合作的层次。习近平主席身体力行，践行“首脑外交”，从战略高度谋划中俄双边合作，中俄的互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深化“一带一盟”之间的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发展。

　　（三）增强经贸合作，改变印度消极作为

　　印度通过自主打造“印太构想”等周边互联互通战略，旨在拥有自身主导的贸易路线以及强化对印度周边国家的经济影响。同时，印度不可能放弃在国际地缘政治上作为针对中国“制衡力量”的角色。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系列“回避”“批评”“模糊”“拒绝”等消极作为以及相关战略考量，势必削弱双方“战略对接”的相关积极功能。因此，若想实现两国“战略对接”，将“一带一路”倡议转变为对两国有利的主张，印度对于相关地缘战略的辩论必须从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参与持意识形态和过度注重安全的姿态，转向一种秩序建设的方式，让区域现代化成为印度地缘战略的核心。对于中国来说，构建稳定的中印关系，离不开双方迅速发展的经贸合作。中印关系自洞朗事件之后总体表现良好，实际上已经形成经贸往来与合作的“依赖”效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深化，这种“依赖”越来越强化。在此背景下，进一步促进经贸合作需要中国在现有的经贸合作网络上，努力开拓和提升双方合作的层次。中国“走出去”战略应利用好印度的自身发展层次和区位、资源优势，合理加大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这样有助于降低中印之间长久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好地带动印度承接中国部分产业转移，从而令印度分享到“一带一路”建设的红利和双方经济合作红利，改变其消极认知考量与作为。

　　（四）通过多方面、多层次合作的外溢性效应，消除欧盟疑虑

　　在过去“走出去”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往往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而对合作项目的经济和环境因素考虑不足。在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则往往被误认为中国的国家行为，而非企业行为。所以中国要重视“一带一路”提倡的公私合资（PPP）模式中私企占比过低的问题。欧版“一带一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中有着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量，即试图通过自身的欧亚地缘战略提升欧盟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维护自身在规则和规范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另外，虽然欧盟对外是一个整体，但是欧盟各成员国的发展水平以及各自地缘战略考量不同，因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和需求也不相同。考虑到这种多重认知、考量分歧的特征，中国需要就“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开展多方面、多重合作，即推动欧盟机构、欧盟各成员国和各地方政府以及欧盟企业等多层次参与，结合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中欧教育与人文领域的长期交流合作来推动中欧“一带一路”多方面对接合作。例如，企业方面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在中东欧应该加强自身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建设，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用行动来降低欧盟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指责，并通过工程项目的外溢性效应消除欧盟政界、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