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国际规范的相关理论研究发现，对国际规范生成的理论研究相当欠缺。直到冷战结束前，国际规范的生成、发展和扩散都被认为是“少有的研究主题”。随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逐渐兴起，规范研究也相应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主流领域。有关国际规范的研究主要围绕规范的扩散、内化、竞争等展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道德世界主义”视角下的规范扩散与内化研究；第二阶段的研究重点转向国际规范的本土化，核心是理解国内变量如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在国际规范演变中的作用，强调国际规范的主动适应而非地方变量的积极角色；第三阶段的研究重点转向规范的挑战、竞争与衰退，尽管同样重视本土化，但这一阶段的理论旨趣转向地方变量的积极角色及由此而来的主流理论的某种悲观情绪。

　　文章将首先分析国际规范生成的时空环境，进而探讨国际规范生成过程中路径依赖与理论创新如何得以实现及由此而产生的规范后果，以期建立完整的国际规范生成模型，为非西方国家实现规范性地位上升或崛起提供理论参照和战略思路。

　　一、时空环境演变与国际规范的生成

　　一般情况下，国际关系理论将规范理解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行为模式，用以指导该社会群体成员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和预期。因此，规范的特质“在于行为体的社会建构”。作为一种社会性产物，对新国际规范的需求或者说国际规范的生成需求，首先来自孕育既有国际规范并允许其发挥功能的时空环境的变化。一般而言，国际规范的时空环境演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际规范时空环境变化中最为基础的是物质环境；第二，与上述重大物质因素的变化相比，观念环境的变化甚至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规范生成的需求；最后，制度环境的变化同样可能促成相关国际规范生成的需求变化。

　　仅有时空环境演变未必会推动国际规范的生成，因为在新规范生成前，既有国际规范仍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拥有对时空环境变化的规范性影响的主导解释权。因此，只有在既有国际规范无法或难以有效应对国际规范生成的需求压力的情况下，新的国际规范才有可能逐渐生成。

　　二、国际规范生成的政治逻辑与规范后果

　　国际规范的生成或演变是其赖以生存和发挥功用的时空环境的产物。这一认知打破了既有国际规范生成的确定性假设，有助于完善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并为任一行为体在规范生成、演变的各个环节的介入提供了可能。但对外部时空环境的依赖显然不利于新规范的生成，因其暗示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或规范的历史演进逻辑。尽管现实可能相当复杂，但从理论建构的视角来看，国际规范的生成事实上是历史演进与理性设计两种方法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如果一味依赖历史演进，新国际规范的生成极可能用时太久甚至难产，因此必须通过安全化操作将理性设计要素嵌入其中；另一方面，即使成功地嵌入理性设计，新生成的国际规范仍因路径依赖而与旧有国际规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事实上形成一个规范复合体，推动着国际规范体系的长时段历史性演变。

　　由于规范生成是由微观层次向中观直至宏观层次的渐进渗透，它会导致一个奇特的规范性后果：在宏观的宪法性基本规范甚至中观的组织性规范较为稳固的同时，其内部的微观标准、程序、规定性规范却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新的规范正在生成，而旧的规范可能在衰退甚至死亡。规范复合体不仅得以显现，而且其内部的新陈代谢进程始终在不断推进。一方面由于规范本身存在覆盖面、功能领域、道德认可度等差异；另一方面则由于规范生成、演进的速度较为缓慢，因此规范生成的后果不太可能是新旧规范的“换岗”，而更多的是新旧规范共存并可能是在不同领域、地域发挥功能的规范复合体的演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规范生成，国际规范的复合体也可能会变得逐渐庞大，甚至导致相互冲突的规范在同一规范复合体内的共存。由于地理位置、发展水平、内外环境、道德认知等差异，可能在同一宏观或中观规范复合体内部，围绕同一问题出现多个微观规范，并在不同国家得以适用；而这些微观规范之间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且这种矛盾极可能是长期而非短期现象。

　　三、国际规范生成的模型建构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尝试提出一个相对简单和理想化的模型，其核心目标是帮助理解国际规范生成的操作逻辑，为非西方国家的规范性崛起或至少参与国际规范制定提供参与思路。

　　公共关系学、新闻学等领域对议程设置具有较为丰富的研究，可为国际规范生成的模型建构提供技术性参照。需要指出的是，议程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点，因此它事实上是动态和演进的。就其得以讨论的领域而言，议程可区分为公共议程和政治议程：公共议程更多的是在社会领域展开，其结果是塑造规范生成的舆论环境，为政治议程施加压力；而政治议程更多的是政治领域所展开的政治谈判，其结果是规范的生成和演变。这样，从问题出现到国际规范生成，至少需要经过四个阶段：一是少数行为体前瞻性地识别出问题，并设法使其进入公共议程；二是在公共领域进行广泛讨论，进而形成政治压力；三是通过政治机制提出候选规范动议；四是通过政治谈判创建新的规范。

　　结合前文有关国际规范生命周期和安全化概念的讨论，参照公共关系学和新闻学领域的议程设置模型，可以发展出国际规范生成的基本模型。这一模型涵盖了国际规范生成的四个阶段，并试图识别出每个阶段的核心功能或目标，推动规范生成的核心行为体及这一阶段的战略重点。

　　第一阶段可称作公共议程创建阶段，由这一阶段的核心行为体即安全化施动者——它们极可能是未来的规范倡导者——提出和完善安全化逻辑，并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行为体组成一个“志愿者同盟”，其目标是实现安全化逻辑的最终确立并交付公共讨论。

　　第二阶段是公共辩论与政治压力培育时期。这一时期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公共辩论全面推广安全化逻辑，从而塑造充分的政治压力推动议题进入政治领域。

　　第三阶段是政治辩论时期，核心目标是通过政治辩论形成候选规范。无论是公共议程创建还是公共辩论，其讨论都相对自由和宽泛，对新国际规范的想象往往较为理想，同时又因参与者众多而较为散乱。

　　第四阶段是规范生成阶段。随着候选规范的浮现，国际规范的生成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即通过正式的国际谈判推动国际规范的创建。

　　可以认为，上述四个阶段的功能存在递进关系，通过安全化操作使特定议题逐渐由常规政治领域，进入危机政治并获得较高的政策优先性，最终突破常规政治并生成新的国际规范。这一模型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使国际规范的生成既拥有较为一贯的逻辑，又能获得充分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模型有助于理解规范扩散、内化、竞争、侵蚀乃至死亡的逻辑，因为规范不再被认为是想当然的或具有固定特质的，它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的产物。新国际规范的生成基础是旧国际规范，且极可能并非替代后者或以后者“死亡”为代价，而是一个日渐复杂的规范复合体的形成与演变，而较微观层次的规范生成与演变不过是较宏观的规范复合体的内部的新陈代谢。以新近生成的可持续发展规范为例，尽管冷战甫一结束，可持续发展问题便被提出，但仍是在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后续议程的讨论过程中才逐渐得以生成为国际规范。2010年联合国MDGs高级别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启动安全化进程的聚焦事件，此后有关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讨论迅速升温，并经历了全球开放性咨询、联合国内部候选议程讨论及政府间谈判等过程，最终于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可持续发展规范得以正式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前与MDGs相关的规范已然死亡，而是国际发展规范体系的更趋复杂化和立体化。

　　余论：非西方崛起的国际规范战略

　　无论是否刻意，主流国际规范理念对规范生成研究的忽视，事实上假设了少数西方大国作为规范倡导者的道德优越地位，从而将其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置于不利地位：在规范相对稳定的时期，其他国家接受既有规范成为规范追随者，如果部分接受则是修正主义者，较大程度的抵制或修改都可能被贴上规范反对者标签；在规范变革时期，往往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即西方大国及其志同道合者的规范改革或破坏努力，可能被认为是规范倡导行为，而非西方国家哪怕是建设性的规范改革行为也可能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其拒绝或部分接受西方的规范改革甚或破坏倡议也都可能被认为是反倡导者。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