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的拉美研究在过去60多年间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亦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以日本和韩国的拉美研究作为参照，通过对中目韩三国拉美研究的源起与发展、高校课程设置、研究人员构成、学术平台及其作用、重点议题分布等进行比较后发现，中国的拉美研究当前面临着语言学习与地区研究联系不紧，多领域、跨学科研究未获应有重视，研究中偏地区轻国别、偏政策轻基础的取向明显等结构性问题。加强研究人员西葡语语言能力建设、提升研究人员综合学科知识素养，细化拉美地区国别研究与增强针对拉美地区的基础性研究，应是当前推进国内拉美研究纵深发展的优先选项。 

　　关键词：地区与国别政治 拉美研究 中国 日本 韩国比较 

　　作者简介：郭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将东欧称作“一块在最小化的空间浓缩了最大化的多样性的地区”。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下简称拉美)好像恰恰相反，在这片广袤的区域，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默契与相似。如同“东欧”一样，“拉美”也并非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较之前者，它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其中涉及语言、种族、政治等多重因素。根据比较规范的分类，这一区域大致包括北起格兰德河(墨西哥称北布拉沃河)南至好望角之间的33个国家和十几个领地或属地。前者包括地理上属于北美的墨西哥，位处中美地峡的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南美大陆上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巴西、委内瑞拉、苏里南、圭亚那，以及位于加勒比海的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多米尼克、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后者涵盖讲西班牙语的波多黎各自由邦，讲英语的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安圭拉，讲法语的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巴泰勒米、法属圣马丁，以及讲荷兰语的阿鲁巴、库拉索、荷属圣马丁、荷兰加勒比区等。 

　　作为一名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笔者深感拉美这块土地天然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抵挡的特殊魅力。在这里，存在着许许多多用所谓常理难以解释的组合与撞击：剧烈的社会变革、曲折的经济发展、军政与民主的诡异交替、革命而破碎的历史、惊人的贫富差距、奇妙的种族关系、变动的政治文化，以及对同处西半球的北方近邻毫无遮掩的爱与憎……。当然，还有出色的文学、音乐、舞蹈、体育，等等。不夸张地说，在以地域为划分单元的国际社会中，拉美可算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由于彼此相距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历史联系有限，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拉美仿佛是一片催生奇异幻想之地。从学术研究来看，由于各种原因，拉美研究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一直处于相较边缘的位置，所受关注和重视虽近年有所提升，但总体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至于研究现况，同其他地区和国别研究一样，成绩与问题并存。本文从发展历程、教学研究力量与平台、学科分布及关注议题等不同线索出发，尝试勾勒出中国拉美研究的现实轮廓。为避免漫无目的地描述或毫无依据地评论，本文选取了各方面较具可比性的日本和韩国的拉美研究作为参照，相关比较贯穿始终。 

　　一 中国拉美研究的“断代史” 

　　中国拉美研究的源起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其一，中国学者对这一地区的学术关注始于何时?其二，当前语境下的“研究”又始于何时?就前者而言，据北京大学拉美研究学科奠基人罗荣渠先生考证，中拉双方在近代以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并未有过直接交往，真正的接触始于16世纪初，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达·伽马开辟通往亚洲的新航路之后。当时，欧洲与中国之间传统联系的主干道开始从大陆转向海洋，遂有了中国与美洲的间接接触，文化联系也在此后随马尼拉商帆贸易纽带的增强悄然生发出来。到明清时期，一些关于拉美人文、历史等介绍性文献开始出现，诸如清朝徐朝俊撰写的《高厚蒙求》，据称为中国学者编撰的最早记述有拉美史内容的著作；再如，林则徐撰写的《四洲志》中，也有关于智利阿劳坎人英勇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片段等。 

　　不过，根据国内拉美学界的主流看法，无论明清时期还是与拉美国家有更多交往的民国时期，那些关于拉美的文字顶多称得上对这一地区的“介绍”，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至少，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既无专业人才又无专门机构，“研究”必不可少的学术平台也是完全不存在的。故此，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应被视为更适宜的起点。如果从后一种观点出发，过去60多年中国的拉美研究可粗略划分出三个时期——2O世纪5O年代至“文革”开始前的初创期、“文革”十年的中断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恢复发展期。 

　　首先来看初创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回看2O世纪5O年代，中国的拉美教学与研究最早是从聚焦历史问题开始的，当时随高校院系调整的结束，国内一些综合类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相继开设了世界史专业课，与国内政治形势相适应，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成为其中重点讲授内容之一。此时，拉美史尚不是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1959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是年元旦，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次年9月，中古双方发表建交公报，古巴成为整个拉美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东西方冷战及中苏两党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的背景之下，拉美研究在中国很快受到了特殊重视。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率先设立了拉美史研究班，并由时任讲师的罗荣渠先生开设了拉美史课程。此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高校历史系也纷纷开设了拉美史课程。1961年，中国首个专门研究拉美问题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成立。1964年，一些高校历史系也相应建立起了拉美史研究的专门机构，诸如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巴西史研究室(后改为拉美历史研究室)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历史研究所也设立了自己的拉美史研究室。同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第一批拉美史研究生。整个初创时期，北京大学罗荣渠、中国人民大学李春辉、复旦大学程博洪、南开大学梁桌生、武汉师范学院黄邦和等几位学者为中国拉美问题教学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学科建设也相应获得了较快发展。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成就之外，也多少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视野、思路和方法都显然受到了时代背景(冷战)和意识形态(革命)的束缚，学术研究自觉不自觉地渗透着浓厚的政治气息，多数热点话题都带有那个特殊时代的鲜明印记。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还表现出某些“结构性障碍”，比如，研究拉美的人绝大多数未到过拉美，对研究对象缺乏感性认识；懂西语的人甚少，研究人员很难直接阅读拉美国家的文献；此外，一手资料本身也较缺乏，不少外文资料系由英文和俄文翻译而来，等等。 

　　中国的拉美研究在其初创期尽管有上述的一些不足，但总体当予以充分肯定。若无前述一批学者克服困难、辛勤耕耘，中国(特别是高校)拉美教学与研究的学科建设难有今天的基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仅是拉美研究，几乎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都被迫中断，并遭受巨大挫折。20世纪7O年代上半期，形势虽发生了某些改变，特别是智利、秘鲁、牙买加、墨西哥、阿根廷、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巴西等一批拉美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拉美加深了解与认知的现实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但学术研究事实上并未得以恢复，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李春辉先生的代表作《拉丁美洲国家史稿》获得出版，可算此期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外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7O年代后半期。1976年4月，“文革”前业已划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文革期间被撤消建制的拉丁美洲研究所恢复运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多的知识分子重回书斋，拉美研究也同其他学科一样，逐步走上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恢复或增设了拉美史课程，原来的研究机构也再度活跃起来。此后至整个2O世纪80年代，伴随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拉美也呈现出动荡与变革：中美洲深陷战乱、债务危机在整个地区扩散蔓延，还有滚滚而来的民主化浪潮……，中国拉美研究的任务是繁重的，中断的研究要拾起来，落了十年的课要补，还需要对相关动态予以密切跟进与追踪。在此期间，力量相较雄厚的拉美史学界，就关切话题展开了许多新的探讨，涉及美洲的发现、西葡殖民史、拉美反殖反帝斗争史、美拉关系史等。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则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拉美的对外开放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比较，拉美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变化，拉美的民主化运动与政治思潮等问题领域。 

　　进人2O世纪9O年代，中国拉美研究相较此前表现出更为均衡的发展态势。在历史研究方面，越来越多此前未受到足够关注的话题被更为严肃地纳入研究视野，其中包括国际拉美学界已有大量精深研究的古代印第安文明、史学理论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罗荣渠先生的影响带动和一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内关于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取得更多成果。在现状研究方面，20世纪9O年代是拉美民主转型与巩固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与危机并行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自然地受到关注，诸如政治制度变迁、金融与财税改革、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此外，拉美地区一体化问题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兴趣。20世纪9O年代，国内拉美研究的各项条件较之前十年也有了不少改善，有两点特别需要指出：一是人才培养日趋制度化和规范化。一批高校与科研院所(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设立了拉美史或拉美相关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和／或博士点；二是与国际同行及其前沿研究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由全球拉美问题专家集体参与写作的《剑桥拉丁美洲史》在国内获得翻译出版，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例。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虽同前述几个阶段存在明显承继，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最近四五年间，伴随着双边贸易、中国投资不断增长，拉美研究也逐渐同步升温。大概十年前，不少学界前辈还在为人才流失及地位不断边缘化而深忧，而今，如果就新人新面孔、各类成果和会议，以及对外交往的数量或频率来看，中国拉美研究的总体形势堪称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如前，变化背后实无特别深层的原因，最终，商业的力量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的中国与拉美绑在了一起。从“魔幻”到“现实”，有时不过是一步之遥。与此相适应，拉美研究的整体风向也开始发生一系列看得见的变化。 

　　首先，凡与“中拉”相关的议题组合——从经贸到政治、外交、历史以至文化——都毫不意外地成为了拉美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其次，此前多少清晰可寻的那种分散的、个体的学术兴趣，正在为整合的、集体的现实兴趣所取代，拉美研究的“系统性”逐渐凸显出来。诚然，变中亦有不变，比如，中国的拉美研究依然关注作为“他者”的拉美，特别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变动，从左翼的重新崛起到右翼的“卷土重来”，从前者实施的进步主义政策到后者努力实施的务实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