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关键词：德国；安全战略；国家身份；欧盟；北约 

　　作者简介：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 

　　基金项目：本文为同济大学对德学术交流基金项目“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也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与方略选择”(项目批准号：14AZD06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习近平治国理念之外交战略思想研究”(15ZDC002)和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专项“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智库建设”的资助。 

　　德国国家利益、作为欧盟核心国的利益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利益是决定德国联邦安全战略的三个主要因素。这三种利益决定了德国的三重身份.即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同时，这三重身份又是由观念构建的，并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将从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三重身份角度研究冷战后时期德国安全战略。 

　　一 建构现实主义理论与德国的多重身份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不同范式间的交叉和融通是近年来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高奇琦认为：“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塞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发表在《国际研究评论)2003年第5期上的“现实建构主义”一文对这一合流趋势做了引领性研究。在该文中，巴尔金明确指出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的可能，并提出了融合后的现实建构主义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从一般意义来说，“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物质主义+结构取向’，而建构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观念主义+过程取向’。”但实际上，现实主义的源头就包含了建构主义的内容。例如，现实主义的鼻祖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就借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观念主义的观点。在书中，伯里克利直言说：“我们愈愿意接受挑战，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愿望就愈少。”修昔底德还暗示了斯巴达最终向雅典宣战的原因，即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威廉·奇蒂克(William O.Chittick)和安妮特.弗赖伯格一伊南(Annette Freyberg-Inan)在研究该书后指出，修昔底德暗示了战争的动机“主要源自恐惧，其次是荣誉，最后是利益”。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不仅是对军事权力和利益的相互争夺，而更多的是人性中的权力欲望和对沦为弱者的恐惧。后者可以归纳为观念主义的东西。 

　　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观念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因素。例如，现实主义奠基者之一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著作《2O年危机》中，将观念作为讨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认为权力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军事实力，第二种是经济实力，第三种是支配舆论的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是观念范畴的事情，是维护或改变人们观念或意愿的能力。卡尔指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是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目，事实就会得到改变。”也就是说，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可以改变社会事实，创造社会事实。在另一部著作《和平的条件》中，卡尔将和平的条件与国家间的谈判机制联系在一起，而这一机制依赖于集体认同，需要“人类迫切在共同传统、语言和习惯基础之上建立共同的组织”。关于欧洲和平的前景，卡尔建议建立欧洲计划局、欧洲运输委员会和欧洲重建与公共工作委员会等组织。这些观点与建构主义者主张的建立安全共同体和超国家组织已经很接近了。 

　　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摩根索也对观念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他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认为：“对于国际道德的讨论，必须防止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过高估计道德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二是低估这种影响，认为政治家和外交家采取外交行动的时候，除了物质性权力之外不会考虑其他因素。”道德也是观念范畴的事情。 

　　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他的著作《联盟的起源》中提出“威胁平衡”理论，即要认定一国是否具有威胁性的四个主要指标是综合国力、地缘的临近性、进攻性力量和攻击性意图。因为他把攻击性意图这一主观性的因素加入威胁的主要衡量指标中，因此沃尔特在这一问题上对现实主义的修正使其更接近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奠基者之一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他的论文中提到沃尔特的这一理论.并将它作为建构主义的例证之一：“在对华尔兹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中，斯蒂芬·沃尔特暗示了这一点。他认为，国家行为是由‘威胁均衡’而不是由‘实力均衡’决定的，而威胁是由社会建构的”。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一些现实主义流派中的重要学者不同程度地表达过观念主义和过程导向等建构主义的核心内涵。 

　　同样，一些建构主义重要学者也论述了物质主义和结构取向等现实主义的核心内涵。例如，温特就曾论述过物质主义对建构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物质力量对国际政治具有三种独立作用：第一，行为体物质力量的分配影响到某些结果产生的可能性；第二，物质力量的构成(特别是物质力量所包含的技术特征)也同样具有影响行为体的功能；第三，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是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独立因素。温特指出：“物质力量不是完全由社会意义建构而成的，社会意义也不是不受物质力量的影响。”同时，他也认同关系结构的存在：“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承认一些可以共同观察到的现象，都认为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正是由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融合产生了建构现实主义，高奇琦认为，建构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概念是关系性权力、规训和他者。 

　　本文运用建构现实主义理论来分析德国的三重身份及其视阈下的德国安全战略。具体而言，德国的国家身份、作为欧盟核心国的身份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既是由利益决定的，也是由观念构建的。这三种身份并非是孤立的和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 

　　文中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不仅指传统的军事安全，也指非传统安全。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跨国安全问题的增多，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仍然非常重要，但科技安全、环境安全、气候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在上升。 

　　本文所用的“安全战略”概念相当于德国政府采用的“安全政策”(Sicherheitspolitik)概念，其内涵包括了国家安全目标、安全价值、安全利益、安全威胁和风险、安全结构、安全手段、安全主旨和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