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题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布局”。当前，要深入研究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例如：城镇化是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特征？从实际经济生活看，不同区域发展的程度与城镇化进程、水平、质量、布局是直接相关联的。城镇化是不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红利”？过去城镇化加快推进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未来10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城镇化仍将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红利”所在。要不要把城镇化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任务？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制度创新，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当前有三个关键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

　　从我国实际经济生活看，区域发展差距有城市之间发展的差距，但更重要的体现在农村发展的差距上。比如，2016年，广东珠三角人均GDP达到11.43万元，是贵阳市人均GDP的1.81倍，却是贵州以农村为主的毕节市（城镇化率仅为30.90%）人均GDP的4.6倍。城镇化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这就需要明确以城镇化推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大思路。

　　1.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在于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是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公共服务的平等享受，这两方面都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因素。从我国情况看，城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我分析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几个区域的数据，结果表明，2016年，华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68.03%），其人均GDP也最高（76781.80元）；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最低（46.11%，低于全国57.35%的平均水平），相应的其发展程度也最低（人均GDP仅为39605.60元，低于全国53817元的平均水平）。

　　几个区域的对比分析充分说明，我国发展上呈现“东中西”差距，其实质是城镇化进程上也呈现“东中西”差距，也就是说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区域，发展程度越高。

　　2.打造合理城市群的基础在于城镇化。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以城市群为主体”。什么是合理的城市群格局？不能“进城像欧美，出城像非洲”。从现实情况看，如果缺乏有质量的城镇化支持，城市群发展恐怕会把农村发展的要素吸走，产生“虹吸效应”，不仅制约了农村发展，反而扩大了区域差距。比如，珠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了规模，但由于粤东西北的城镇化率比较低，2016年粤东西北地区城镇化率分别为60.02%、42.68%和47.85%，远低于珠三角城镇化率84.85%。因此，城市群发展的实质是城镇化，形成合理的城市群格局，离不开高水平、高质量的城镇化。

　　3.以城镇化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上，更多的是以做大经济总量为导向，以鼓励地方竞争为途径，以产业布局为突破，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其结果是，我国虽然开始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但当前不足60%的城镇化水平与中后期应当达到的7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有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