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记者专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请他从亲历者、研究者的角度，回顾税收理念的发展、改革的推进，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谈一谈对未来税收发展的思考。 

　　税收理念：发展与变革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税收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贾康认为，这表现为一个总体而言税收越来越受到重视、对税收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已聚焦为在中国追求一个高水平、现代化的税收制度体系的进步过程。 

　　贾康表示，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税收的认识很不全面、远不充分，典型的理论解说，是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税收非税”论，实践中的极端化表现，是在改革开放前夜，中国的工商税收，只剩下对于国营、集体企业都开征的工商统一税，再加上对于集体企业的一项集体企业所得税，税制处于极度简化与边缘化状态。改革开放之后，税收这一依法的政府筹集收入手段和经济杠杆型的政策调节工具，合乎逻辑地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受到高度重视，其制度建设在改革与开放两大视角上得到积极部署，并相互呼应地不断推进。但在与税收相关的理念上，也经历了并且还在继续经历一个深化认识、纠正和消除误区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税收万能论”倾向，在重视税收这个经济杠杆作用以后，感觉上是似乎税收手段一旦应用，就能决定性地解决想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实践中，有80年代不得已的“烧油特别税”——这其实是当时为实际工作指导中出现的偏差而“打补丁”的不得已之举；后来又有曾经想用以遏制社会上大吃大喝之风然而力所不逮、无疾而终的“筵席税”。这个倾向现在已经不是主导的倾向。 

　　在“税收万能论”之后，出现了另一种“税收无用论”倾向，强调税收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要太看重税收。比如，讨论房地产税，很多人会说，我们研究了美国、日本的情况，推出房地产税以后，那里房地产市场上的价格没有看到回调，所以这个税对于抑制房价是没有用的。贾康认为这种说法在学理上不能成立：税收不可能包打天下，的确它不是万能的，然而应该建立的税收制度迟迟不建立，又是万万不能的——说到美国和日本，那我们需要反问，为什么这些经济体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不约而同地都必须讨论和解决建立这种直接税制度的问题？如果不建立这种制度，那么他们的房地产市场和以后的社会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在经济分析里应该知道，不能仅仅拿一个参数去跟某一种结果简单地一对一形成因果关系，就用来论证并得出一个结论性认识，我们必须注意到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因素太多了，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是由合力来决定房地产市场价位的走势。至少在经济分析里可以说明，住房保有环节的税负，可以通过影响供需双方而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产生压舱促稳的作用，特别是这个房地产税的作用是多目标的、综合的，包括地方政府职能怎么样内洽地优化转变，也包括人们特别关心的怎样遏制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的两极分化等等。所以，对税收不能一下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说它无用：税收确实不万能，但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它无用又是错误的。 

　　近些年，还出现了“税制自然演变论”，其意思就是说不要想在税制改革这方面揠苗助长。这一论调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仔细想一下，可知“税制自然演变论”其实是否定了对于税收这种制度建设人们主动把握它的可塑性而推进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因为这种可塑性是确实存在的：人类社会的税制，从来必须通过人为因素来追求高水平地将它确立。防止税制改革过于超前和过于激进确有必要，但税制的优化，一定需要以改革方案和立法过程表现出人为设计的优化处理，不应归之于一种人们无所作为的“自然演变”。 

　　贾康认为，我们面对的历史性考验，就是争取在中国“税收法定”的过程中，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让我们的税制立法和改革方案设计、实施的水平，尽可能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