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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视野下的畲族文书研究
2022年04月22日 14: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2022年04月22日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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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畲族文书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以来,畲族文书研究经历了奠基、曲折发展和繁荣三个阶段,存在研究视野狭窄等问题。进入新时代,畲族文书研究需要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重视跨学科视野下的综合性研究,为探讨畲族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畲汉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史,总结东南山区的社会变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

 

 

  畲族文书:研究民族交融的宝贵资料

  曹大明 刘琼

  畲族是一个主要居住在我国东南山区的少数民族。畲族文书是畲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制作、保存的契约、账簿、税单、执照、证件、日用杂字、谱牒、科仪书、唱词戏本、医药抄本等图文资料,是在畲族与汉族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民间古籍文献,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民族性。一方面,畲族与汉族的互动是畲族文书形成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畲族文书又是畲汉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以及研究东南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宝贵资料。

  源于畲汉互动

  畲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其学习和利用汉字记录本民族经济、社会、生活、宗教、艺术等方面信息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口头约定到文字入畲的转化。在以游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时期,畲民主要通过“口传心授”传承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借助口头约定处理民族内部以及外部关系。明中后期,伴随着中央王朝对东南地区统治的加强以及对东南山区开发的加深,越来越多畲民结束游耕而逐渐定居,由王朝体系下的“化外之民”转变为“编户齐民”,插花式散布于闽粤浙赣等地山区,与业已定居的汉族杂居相处,在“你来我往,我来你去”的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共生关系。随着畲汉双方的密切接触以及交往交流的日益频繁,多数畲民逐步习得汉族的家族观念、文字书写、仪式传统和规约制度,创造了本民族的文书以及文本叙事,文书随之开始成为畲民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凭证。其中,买卖契、当契、租契、收据、合同等契约类民间文书,既是畲汉平等交往的体现,也是畲族在与汉族进行土地、房屋、山林等贸易时保护自我权益的“法律依据”。

  见证畲汉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畲族文书既是畲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是畲族传统文化的文字表达,更是畲汉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畲族和汉族自建立联系以来,关系不断发展。

  历史记忆方面,据畲族史诗《高皇歌》记载,畲族和汉族在上古时代就有合作抗击“番王叛乱”、共同保卫家园的神话记忆。近代以来,畲族和汉族在共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中,相互依存的关系空前加强。畲族革命歌谣对于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歌颂,是畲族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证明,也是畲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记忆。

  经济方面,各地畲族契约文书记录了畲民从游耕到定居的转变过程,即畲汉经济交往日渐频繁和密切的过程。这可从畲族契约文书的年代分布得到管窥。据2013年畲族古籍普查成果《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畲族卷》记载,该书收录的1679份畲族契约文书中,涉及畲汉租佃、交易田地、山林、房屋等方面的契约、票据、账册、合约共有716份,时间跨越清康熙年间及民国时期,分别是康熙年间4份、雍正年间3份、乾隆年间48份、嘉庆年间23份、道光年间75份、咸丰年间47份、同治年间63份、光绪年间266份、宣统年间26份,以及清代时期不详3份、民国158份,其年代分布总体呈现出逐步增加的特点,直至畲民与汉民之间的经济往来和物产交易趋向一致。此外,畲民与汉民之间经营管业的“换契”或“便约”、互帮互助的“赠契”或“送契”等民间契约文书,更是印证了畲汉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融入的民族情谊及共生关系。

  社会文化方面,畲族文书中记载的区域内畲、汉等多民族共享的文化事项,亦是互嵌的结构。被畲民称作“山书”的传统教育文书,从汉字杂字的学习开始,涵盖了生活日用的基本文字以及传统汉族童蒙教育和儒家经典知识,是畲汉深度互动的力证。传统社会中,一些区域内共享的仪式、节日、集会等由畲汉群众共同参与,其中的分工、协作、权利分配亦被载入当地的族谱、契约、榜文和碑刻。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间生活上的交往交流更加深入。如笔者在景宁县包凤村搜集的畲民雷岩深家1958年所写的《添丁贺簿》记载,参与庆贺畲族添丁的名单中出现汉姓,说明此时汉族已深度参与了畲族的日常生活,这是畲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发展的证明。

  民间信仰方面,宗教祭祀是畲族重要的传统,《高皇歌》中就有族众“受法闾山”的记载。早在游耕时期的畲民便和汉民有了“神明”上的互动,畲族的科仪唱本《猎神醮科》记载了猎神信仰。打猎是畲族和客家的重要生计方式,这一信仰从畲族传入客家,是畲族和客家在宗教仪式和生产技术上有过深入交流的证明。逐渐在东南山区定居后的畲民同当地汉民常常奉祀同一或同一群神明,汤夫人、马氏天仙、临水夫人、五显灵官、蔡相公、猎神等广泛存在于闽东浙南的民间俗神是畲汉群众共同的信仰,相关仪式也由多民族群体共同参加。畲族和汉族在民间信仰上的这种相互交流,可从畲族传抄的科仪文书得到窥见,如浙江景宁畲族师公使用的《香火醮玄帝科》《太上灵宝杂项全科》《分灯科》《灵宝香火安位醮科》等清代科仪文书都由魏姓、罗姓、梅姓、黄姓等汉族法师传抄。

  有助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畲族是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上长期生活在汉民腹地,在区域社会中与周遭人群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作为迁居东南的民族,在与汉民族共同开发、建设东南区域社会的过程中,畲族逐步形成了“插花式”的民族分布格局及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可以说,东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民族互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典范模式,研究这一区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形成有助于我们探索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策略及历史演变。畲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制作保存的民间文书正好记载、保留了这一历史信息,其价值不言而喻。特别是畲族的谱牒文书,更是将畲民的家族、民族以及中华民族认同表达得淋漓尽致。一本本畲族家谱,不仅诉说了蓝、雷、钟等畲姓家族勠力同心、继往开来的历史,而且详载了畲族的族源传说和族地记忆,并通过中原的向心意识和华夏共祖的方式表达和彰显了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不仅如此,这些由畲民在生产、生活中制作和保存的民间文书,还承载着畲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在东南地区在地化的重要表现。因此,畲族文书不仅深刻地映射了东南地区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提供了不同视域下的分析样本,是研究东南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的宝贵材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浙江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ZD2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民族学院)

 

 

  从《长阳会契簿》看畲族民间经济互助新形态

  王逍 陈雅茹

  《长阳会契簿》是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惠明寺村幸存的一份较为完整的畲族民间契约文书。翻阅流水清单似的《长阳会契簿》,只能获取部分信息碎片。显然,仅靠文本无法完整解读,唯有通过对年长者的深入访谈,再结合时代背景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并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访谈予以相互观照,才能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该文书所隐含的经济图像。

  《长阳会契簿》概述。2004年,笔者在该村田野调查时,由村民雷瑞庆提供,其已故父亲雷周隆曾是村里最后一位私塾教师,也是远近闻名的畲族民间信仰仪式专家,故家中有较多的识文断字类和道教科仪类民间文书留存,而《长阳会契簿》则是鲜有的一份经济类文书。该契簿是用毛笔书写的32开毛边纸手抄本,字体粗大,自右至左竖排,共16页,封面暗黄,上书“长阳会契簿”数字,封二有“民国三十二年,粗滩雷潘水,暮洋湖雷官生、雷日森,东弄蓝炳用,据暮洋湖蓝马丐老簿检抄而成”等字样。可见,该契簿是来自上述三个畲村的四位畲民于1943年对老版《长阳会契簿》的核查与誊抄,其内容主要有五方面:一是入会章程和时间、人员等;二是地方与长阳会签订的卖契;三是租户与长阳会签订的租契;四是借户与长阳会签订的借契;五是会员退会所立的退契和检抄当年的会员人数及资产情况。

  所幸笔者当年找到了周湖村(即暮洋湖)一位年近九旬的畲族知情者蓝周余老人。老人本姓雷,年轻时由惠明寺村招赘至山脚周湖村蓝姓畲家而改姓蓝,其父雷开富是惠明寺村较早的私塾先生,也曾是长阳会会员。笔者通过对蓝周余老人的深入访谈获取了大量关键信息(老人次年离世,令人缅怀),并结合对惠明寺村的雷余连、雷岳松等老人的访谈,方能较为清晰地梳理出《长阳会契簿》所蕴含的经济信息。

  新形态的形成与运作。畲族具有深厚的民间互助传统,主要体现在农耕生产、兴建住房、人生礼仪等方面的助工助力和礼物交换,互助范围往往限于本宗族村落。而长阳会的民间互助无论从形式和内涵都增添了新内容,一是出现了跨宗族、跨村落、跨族群的经济互助联合体;二是带有强烈的生产经营性质。前者使互助范围扩大,后者使互助内容有所丰富,二者的整合使互助能力大为提升。

  长阳会成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是由景宁县张春乡的惠明寺、塔堪、周湖、双后、东弄、敕木山、粗滩等7个畲族村落的蓝、雷两姓畲民共27人组建的经济互助联合体,该会起初由数位畲族长老倡导,议事地点设在交通相对便利的周湖村蓝姓畲民蓝马丐会员家中。“长阳会”本名“重阳会”,其成立源于重阳节,且约定每年重阳节所有会员至周湖村进行仪式性聚餐,但因历史上畲民普遍识字较少,书写时常用畲音汉字替代,“重阳会”遂误写为“长阳会”。

  长阳会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从萌芽壮大,再到衰落维持和自然消亡三个阶段。据契簿记载,1845年,27位会员各缴纳稻谷50斤作为会费,当年即购得1号田产。1847年,又各补缴稻谷50斤,再购得2号田产,以后未见有补缴记载,这2700斤稻谷可视为启动资金。自道光二十五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长阳会通过出租土地获得扩大再生产,与当地畲汉农户共签订卖契8份,累计购买田产11处,总计约25亩。其间还累计签订租契9份,获租谷2450斤。此外,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至光绪十二年这37年间,长阳会与当地畲汉贫困农民签订了无息借契19份,共借出108千文铜钱,折合稻谷1800担,其中有31.5千文铜钱借予吴、潘、刘、陈、林等姓的汉族贫困农民。

  自清光绪十二年后,还陆续立有12份退契,且此后再无卖契、租契、借契等签订,这说明此后长阳会的经营每况愈下,进入衰落期。清末政治经济日益衰败,各种苛捐杂税日益增多,加之景宁旱灾、虫灾、风灾频发,故部分会员只能无奈退会以获取一定的会费度日。又据访谈得知,此后发放的无息借贷,不少因会员无力偿还而成为呆账,故长阳会在清末民初开始捉襟见肘,甚至只有通过卖地才能维持,会员和田产遂日益减少。至20世纪40年代,长阳会仅留存少量田地用于会员轮流耕种,所获仅够做点豆腐、年糕让会员们在重阳节聚餐一顿而已。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随后土地改革的兴起,长阳会也自然解体。

  长阳会的运作方式是互助式生产经营,即由会员合股集资购买一定数量的田地作为公田,三分之一用于对外出租,三分之二用于会员自种,以此获取若干数量的稻谷解决温饱。在温饱解决后,再适当扩大公田规模,增强互助能力。该会章程规定:所置田产之产权属本会集体所有;一切有关田地买卖、出租、经营之事,均需由本会集体定夺并签订相关契约;会员资格可在香火继承人范围内承袭;会员可根据自身经济能力,酌情赞助本会;待该会具有经济运转能力后,个别会员如遇特殊困难,经集体同意可退会并获得若干退会金。

  长阳会的运作规则始终以经济互助为宗旨,并秉承贫困优先的原则。具体而言,将会员按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由低到高排序分组,并以组为单位轮流收取出租公田的租谷,最困难一组优先,组内分配时亦向最困难者倾斜;至于会员自种的公田,亦按组轮流耕种,最困难一组者优先,所获归耕种者所有,无需缴纳租谷,只需在重阳节时共同置办酒肉、豆腐、米饭等,请众会员聚餐一顿。此外,长阳会的集体收入一是用来购买田产,增加会员口粮;二是用于会员和非会员的周转及资助,诸如将无息借款发放给会内会外的畲汉贫困农户,免费资助他们打官司等。

  新形态的价值意蕴。景宁是明清时期畲族由闽入浙的重要中转站,也是浙江畲族的重要发祥地。然而,景宁畲民作为刀耕火种和辗转迁徙的迟到者,历史上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教育资源的边缘化境地,经济上只能依靠租山佃田谋生,正如清同治年间《景宁县志》所云:(畲民)“佃耕以活,邑之陇亩,所治者半厥”。由于土地贫瘠、租税沉重、生产力低下,景宁畲民纳毕田租后所剩无几,倘遇灾年,则颗粒无收,“辣椒当油炒、火笼当棉袄、番薯丝吃到老”是其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善其积贫积弱的历史处境,他们借鉴当地汉人的部分经验,创立了长阳会这种跨宗族、跨村落,甚至跨族群的新型民间经济互助组织。

  尽管长阳会无力改变近代景宁畲民的经济弱势和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最后难以避免日趋衰落的结局,但其产生的意义不可小觑。首先,长阳会体现了近代景宁畲民新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智慧的形成。它不仅让畲民们相携度过粮食极度匮乏的难关和捉襟见肘的窘迫,而且其扩大再生产的经营性质,体现畲民们对“耐劳杂作、弗事商贾”传统观念的超越,也反映了他们市场意识的萌芽和组织能力的提升。其次,长阳会体现了近代景宁畲民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选择智慧。他们从游耕转入定居农耕后,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缓慢发展,滋生出不甘于永作佃户的经济诉求。基于对当地汉族生产经营理念的习得和采借,他们通过新型的民间经济互助,实现了对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族群抗争。此外,长阳会体现了近代景宁畲民强烈的族群认同和畲汉友好互动。联合经营式互助加深了“畲民一家亲”的族群情感,对汉族贫困农户的无息借款和公益资助,则体现了畲汉民族之间的友好互动和民族交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浙江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ZD2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

 

 

  充分挖掘传统民间文学的时代价值—— 以畲族民歌为例

  周慧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畲族民歌,以歌代言,是畲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创作的民间文学,是传承民族文化、表现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早期的畲族民歌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后随着畲民与汉人社会的交融,开始出现大量以汉字书写下来的歌本和抄本,且不少保存至今。新时代,应坚定文化自信,着力搜集整理畲族歌本、抄本,挖掘畲族民歌的时代价值。

  以畲族民歌弘扬优良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风是不同时代某一特定家族、民族社会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的缩影。畲族是一个推崇忠孝、追求和善的民族,他们的民歌中相当数量的劝世歌展现了畲民为人处世、求知上进之道。

  畲民敬老尊长,认为孝顺长辈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老者有老者的智慧,不可轻视。《劝诲歌》将日常家事编成歌以示警诫,劝子孙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对于个人修养的培养,畲民认为应常存和善之心、莫过于计较得失,所谓“两人通过独木桥,前慢后快莫急躁”,“做人嗳学好脾气,莫侬人争总较是”。《劝世歌》则将为人处世准则编成歌言,列十条规劝,教育世人讲文明、莫贪花、讲道理、莫眼红、莫学偷、莫赌博、莫贪污、莫诈骗、要勤劳勇敢、与人为善。《劝子读书》则告诉后人读书用处之大,讲到知识和文化是自己宝贵的财富,他人偷拿不得。类似的歌曲还有《孝顺歌》等。这些歌词多采取规劝、劝诫的形式,内容有繁有简,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成为今日畲民教化族人、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风家教不再是仅关乎一家一族的小事,而是事关治国理政的大事。在新形势下,倡导优良家风既是涵养家庭、家族好风气的需要,更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畲民家风崇尚纯良、向善,族人以歌曲传家风,教导后人谨言慎行。新时代,畲族应站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高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继续传唱优良家风。

  以畲族民歌传播红色文化,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出的,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畲民用红歌表现红色文化,用充满激情、力量的词曲展现红色精神。

  粟裕、刘英、叶飞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领红军辗转福建宁德、浙江景宁等畲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率领当地畲民与各族同胞共同开展革命活动。畲民积极参与革命,为家乡、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也因此编唱出许多歌颂各族齐心参加革命的红歌。如《谋求幸福当红军》唱道:“骑龙不怕龙下海,骑虎不怕虎上山,决心革命不怕死,谋求幸福当红军。”又如《拿起枪来打敌人》的歌词描绘道:“天下工人和农民,生来就是好弟兄,起来参加红军去,拿起枪来打敌人。”红色基因早已融入畲乡,这些革命歌曲道出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华民族爱国、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红色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畲民将这种红色精神转化成前进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畲民高唱时代新红歌,“共产党来幸福多,幸福日子笑呵呵,丢去苦歌三千担,编出新歌上万箩”。这些歌一是歌颂党,二是歌颂社会主义好,诸如“共产党哩恩情深,苦难山哈大翻身”“社会主义到畲乡,粮多林茂油菜香”等。之后又有《分田歌》《三中全会政策好》《改革开放富畲民》等,借记录时代新政策来唱颂中国共产党。这些红歌是畲民参与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演绎的是畲民强大的精神力量,起着宣传思想、鼓舞民心、激发斗志的社会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近年来,以景宁红星街道“代代唱”原生态畲歌队为代表的畲民,为顺应新时代发展,将党史教育填入传统民歌曲调,编制成脍炙人口的歌曲,在田间地头传唱。畲民用新歌曲为时代做注脚,发扬畲族红色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传播了正能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畲乡党员领导干部要带领群众不断从歌曲等文化符号中挖掘、学习和传扬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以红色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以歌曲唱颂“中华民族一家亲”,创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畲族与各民族长期杂居,往来密切,民族团结历史积淀深厚。畲民用歌曲来表现畲汉联合抗争暴政、参加革命,各民族团结一心跟党走、携手同心谋发展的故事。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地方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1915年,为抗征酒税,景宁畲民曾联络周边汉人,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酒局”(酒局:指征税机关)斗争,最终迫使县衙撤销了“烟酒辑征所”。为庆祝畲汉齐心抗争取胜,当地畲民编出《打酒员歌》传唱:“七都成立义气会,畲汉百姓一条心”“畲汉百姓打酒员,显示威力美名传”,大大鼓舞了畲汉人民团结斗争的勇气。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并肩战斗的经历更是深化了畲族与各民族的团结,前文的红歌即是例证。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推进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畲民与时代同频共振,用歌曲传唱社会新气象,歌词中“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印记愈加显现。《畲家翻身唱新歌》有言:“喜鹊飞来叫喳喳,畲家汉人成一家,感谢民族政策好,全国开遍团结花。”《民族团结》亦唱道:“畲汉团结一家亲,要向汉族学先进”“各族人民聚一家,全国开遍团结花。全国各族都平等,同心同德建四化”。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畲族民歌作为畲民与其他各民族友好往来、凝聚交融和中华民族认同的见证,在创新推动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上具有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民族团结要创新载体和方式。要适应形势,注重人文化、大众化、实体化,推进理念、手段、方法的创新”。当前,各地都在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景宁、漳州等地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将畲族歌曲搬进课堂,引导在校学生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争做民族团结石榴籽。当前,畲民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创新、充实新时代歌曲,宣传新时代民族理论和政策,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为地方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增添活力。

  “歌是山哈(畲族自称)传家宝,千古万年世上传”,畲族民歌传承至今,已经成为兼具记录历史、歌颂时代、彰显民族精神多重价值的载体。新时代,应坚定文化自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挖掘畲族民歌的时代价值,激发我国传统民间文学的新活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浙江畲族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ZD2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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