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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语学院:传统与非传统:法国文学新谈
2022年04月22日 14: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2022年04月22日 14: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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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以来,法国文学在传统与非传统的碰撞中发展繁荣。传统为非传统的突破提供土壤,非传统则为传统的延续提供动力。本专题选取三部风格迥异的法国文学作品,从回忆录、图像诗和散文小说三个体裁,多方位呈现非传统对传统的继承和颠覆。

 

 

  《反回忆录》:一部真正的现代回忆录

  潘巧英

  回忆录书写传统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则要到1971年菲利浦·勒热纳发表《法国的自传》后,才随着自传研究逐渐升温。如今,回忆录书写风潮声势浩大,和传统的书写方式相比,不少回忆录出现重要转向,如从史性特征转向诗性特征,从注重真实转向非虚构与虚构混合叙事。然而,目前的回忆录研究依然侧重文类分野和史实考证,与书写的现实之间存在断层。

  1967年,法国著名作家和政治家安德烈·马尔罗发表其首部回忆录,并用《反回忆录》这一不同凡响的名字命名。该回忆录突破传统线性叙事,重联想和哲思,轻事件叙述。从题目、形式和内容来看,它都具有强烈的实验风格,因此褒扬者有之,针砭者亦不在少数。然而,如果我们用一种后视性眼光去赏读《反回忆录》,就会发现,作者其实早已敏锐地捕捉到现代回忆录的若干特征,因此该作品值得作为典型被解读。

  过去与当下双线叙事

  回忆往昔和书写当下的双线叙事是《反回忆录》最显性的叙事特征。回忆都需要一个当下的出发点,因此毋容置疑,读者在阅读回忆录时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当下和过去的这种时间差。但在传统回忆录中,叙述者往往采用一种回顾性的叙述姿态,谨慎地将故事时间与当下时空保持一定距离。马尔罗则另辟蹊径,在回忆录中没有刻意地遮蔽触发回忆的当下,反而将往昔时空和当下时空串联起来,使之成为建构叙事框架的两条主线。

  《反回忆录》写于1965年马尔罗访问亚洲的路上,文本的每一部分都以他在旅程中的所见所闻为出发点,回忆和哲思如同行船下的流水涌现,关于人生、历史、宗教、艺术的各种思绪层出不穷。如果将《反回忆录》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当下的时空就如同枝干,回忆宛如枝干上生发的茂盛的树叶。大树因为枝繁叶茂而分外显露生机,回忆录则因为过去与当下时空的交融而更加气势磅礴、别有天地。

  过去与当下双线叙事的出场,说明现代回忆录越来越注重记忆的个体性。在文本中,叙述者不仅讲述过往的历史,而且把自己记忆的状态和当下的思考更加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下和过去成为两种互动的力量,时而冲撞,时而交融,时而平行,这冲破了传统回忆录几乎完美的线性时间叙事,使叙事结构出现更多可能性。此外,记忆因为当下不同环境的刺激而充满偶然性,且具有片段化、不精确的特征,因此越来越多的现代回忆录摒弃叙事的整体性,而趋向碎片化书写,从事件叙述为主转向史思结合或忆思结合。

  过去与当下双线叙事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自传和回忆录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回忆录的叙事从向他性转变成向我性,或两者交融、难分彼此。因为要联结过去和当下,作为叙述者的“我”不得不在文本中不断出场,这无疑冲击了当前研究对回忆录和自传的分野。因此,我们有必要摒弃对两者研究的割裂,采用叙事距离等理论将两者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

  非虚构与虚构混合叙事

  《反回忆录》的第二个特征是非虚构叙事和虚构叙事的交融。马尔罗将真实时空作为联结叙事的线索,顺从记忆的特点,将真实时空分解成回忆录书写当下、个人经历和历史三个时空,并在其间自由地来回跳跃或穿梭。尽管马尔罗放弃事件的完整呈现,个人叙事和历史叙事频繁出现空白,但非虚构叙事依然是《反回忆录》的底色。

  通过非虚构叙事,马尔罗表述了宏观的历史语境和跌宕起伏的个人际遇,试图与读者拉近距离。然而,与读者拉近距离并非是为了让他们了解历史的真相,而是为了向他们传达人类的终极价值,邀请他们一起探寻基本的生命之谜。为此,马尔罗融入了更具张力的虚构叙事,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通过联想和想象解构多个真实的历史时空,并组合成一个全新的时空,这一方面使历史叙事失去了真实性基础,另一方面却深化了现实。其次,回忆录中出现大量笔录式的对话,有与伟人的对话,也有和朋友的长篇累牍的谈话。这些对话表面看来最具非虚构叙事特征,但实际上其中夹杂着大量想象的内容。可以说,马尔罗实际上在与另一个自己对话,表达了他对时间、命运、历史、死亡、战争等主题的思考。从这个层面来看,《反回忆录》不仅是一部回忆录,更是马尔罗的思想录。读者不必用考证的苛刻目光去审核历史的真实性,而应关注回忆录所传达的价值理念。

  现代回忆录中,非虚构和虚构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叙述者常常在具有指涉性的真实时空和想象建构的时空之间来回切换。记忆的主观化、易变性和不可靠性被充分挖掘,甚至放大。叙述者不再追求客观和真实,反而常常表明叙述的不可靠性,这动摇了回忆录非虚构叙事的基础;此外,记忆与感知、意识、想象密不可分,叙述者不再刻意地将记忆孤立于所谓的非虚构世界,而是让非虚构和虚构世界相互交叠。如果说非虚构叙事的主要目的是书写现实和历史,那么虚构叙事的加入则表达了回忆录的多重目的,如表达价值观、追求故事性或艺术性等。

  从历史价值转向多重价值

  回忆录被赋予重要的历史价值,它虽然不是历史的客观再现,却对正史和宏观历史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马尔罗深刻认识到回忆录的历史价值,因此历史成为他不惜笔墨的书写内容。然而,历史只是《反回忆录》表面呈现的价值,深究该回忆录的书写内容和艺术技巧,我们不难发现马尔罗在哲学和美学上表现出的崇高追求。他笔下的历史几乎缺乏事件,更多的是对时间、历史本质和人类命运的叩问,向读者传达自己的伦理原则和价值观念。如此看来,回忆录的哲学意义甚至比历史意义更为厚重。

  此外,马尔罗追求美学上的突破,采用双线叙事和虚实掩映的手法,使回忆录叙事出现更多变奏,层次更加丰富,叙述更具张力,并采用意象和空白等叙事手段,使《反回忆录》读来令人浮想联翩,感到自由恣意,给读者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因此,美学价值也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

  从历史价值转向多重价值,是研究现代回忆录的重要意义所在。虚构叙事在回忆录中的出场,抑制了其历史价值,史实考证的研究方法越来越表现出其局限性。虚构叙事在回忆录中表现出强大的交际效应,作者通过展现多种价值观的碰撞和交融,引导读者去探求某种深层次的观念价值。另外,因为现代回忆录的叙事方式日趋多元,与传统回忆录较为单一的叙事手段形成鲜明对比,更加彰显了其美学意义。应该说,现代回忆录建构的文学世界并非一个完全具有指涉性的真实世界,也绝不类似于小说等文类所建构的虚构世界。它所建构的文学世界独特而富有魅力,值得细细挖掘。

  综上,《反回忆录》在叙事方式和价值定位两个方面都具有前瞻性,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回忆录。将它作为代表性作品进行研究,无疑对拓宽回忆录的研究视野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

 

 

  《胡萝卜须》中的家庭伦理书写

  费群蝶

  《胡萝卜须》(Poil de Carotte)是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Jules Renard,1864—1910)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散文小说。其内容贴近儿童心理,结构朴散而不凌乱,语言幽默风趣,而且情节生动。该书1894年出版,旋即受到法国读者好评。20世纪30年代,该书由黎烈文全文翻译,首次引进中国,至今仍受到读者的青睐。20世纪末21世纪初,徐知免、倪维中、王振孙、杨一兰等人曾多次重译,如今已是列那尔在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儿童文学名著。

  胡萝卜须的父亲母亲

  《胡萝卜须》取材于列那尔童年时代在莫尔旺地区的乡村生活,可以说是作家郁郁寡欢童年时代的真实写照,颇具现实主义自传小说色彩。作品围绕勒皮克(Les Lepic)一家的日常生活展开,全文由46个小故事加3个集锦组成,重点讲述了家中最小的孩子胡萝卜须(Poil de Carotte)在家庭和学校的成长经历。

  胡萝卜须长着赭红色的头发,满脸雀斑,身材瘦小,不爱干净,在父母兄长乃至邻居师长眼里都不受待见。为了讨好别人,他选择忍气吞声,也做过不少违心的事情,但最终都事与愿违。在经受了一次次的冷落和说不出的委屈之后,他决定反抗,而且确实以“微不足道”的小心眼儿斗了那么几次,结果当然以落败告终。在这些片段化的叙述中,作者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以勒皮克一家为代表的19世纪末法国农村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物质丰盈,精神荒芜,亲情浇薄,氛围恶劣。在这个家庭里,亲爱的情感成了稀缺元素。

  与许多同时期欧洲农村小资产阶级夫妻一样,勒皮克夫妇扮演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勒皮克先生忙于公事,在外奔波养家。他将赚来的大部分钱收藏在自己的“金柜”里,定期取出少许交给妻子用以维持家庭开支。勒皮克在家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太太则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夫妻间的地位悬殊,平素在餐桌上,勒皮克夫人多要一小片面包,也要恳求丈夫配给。丈夫的霸道吝啬和妻子的隐忍积怨,酿成了家庭不和睦,甚至不知不觉地带来了恶劣的氛围。脾气古怪的家庭主妇,常常将无尽的怨气都撒在小儿子胡萝卜须身上。

  胡萝卜须渴望良性环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勒皮克家中,母亲的慈爱温柔和耐心教养几乎全部给了大儿子费利克斯(Félix)和女儿埃内斯蒂娜(Ernestine)。对待小儿子胡萝卜须,她态度冷淡,嫌恶至极,动辄打骂,极尽羞辱挖苦之能事,却又假惺惺地在外人面前摆出一副慈母的形象。她强迫胡萝卜须干哥哥姐姐不愿意干的家务事,在胡萝卜须被十字镐砸伤头后,不但毫不关心,反而破口大骂,只顾照看一旁吓晕的费利克斯。母亲的专横使胡萝卜须对母亲天生的眷恋逐渐消失殆尽。他习惯了独处,生闷气,同时也养成了暴虐、极端、古怪的个性。列那尔笔下的母子伦理显然是扭曲的,然而却真实地揭示了一种因果关系,即胡萝卜须的“叛逆”性格与其母亲的“变态言行”密不可分。

  胡萝卜须是深爱父亲的,可是父亲同母亲一样,对他与哥哥的态度也不公平。父亲来学校看望兄弟俩时只亲吻了哥哥,而无视胡萝卜须的存在,这使作为幼子的胡萝卜须非常难过。他不再愿意把学校的生活琐事和个人心思写进给父亲的信里,不会在过年时为父亲精心准备自己的手写感言,更不会向父亲控诉自己对母亲的“讨厌”。当然,有时候他偶尔沾溉到一点父爱的阳光雨露,就会格外开心。他是多么喜欢与哥哥一起随父亲外出打猎,去河边游泳,尤其是在一次重大节日时,分享到了父亲给三个孩子捎来的心仪的礼物。一丁点儿的父爱往往使他快乐好几天。最令他难忘的是在自己犯错或有了成绩时,父亲的指正和鼓励,如同寒冬中的一股暖流,让父子之间有了一份平等友好的良性互动。

  胡萝卜须的逆中求顺

  从总体上讲,勒皮克一家的关系是扭曲的。胡萝卜须的父母关系不佳,诚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三个孩子的不同境遇以及颇有差异的个性,既是逆象环生的产物,也是乖张情绪和纷扰状态的催生剂。有时候,家庭的紧张气氛真不好说是哪个人的责任。胡萝卜须有时也“小有所坏”,甚至为了“报复”主动出击,然而,他既非疾风,也非劲草,几个小小的捣乱或反抗,从来没有能够扭转局面。反过来看,他是这个家里最少添乱,也最不被重视的“萝卜毛”。当家庭风狂雨骤之时,不起眼的“萝卜毛”只能逆来顺受。

  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埃内斯蒂娜都向父母争宠。从他们那里,胡萝卜须很少感受到本应有的浓浓的“手足亲情”。哥哥姐姐在这个殷实家庭里享受着父母的爱护。哥哥尤其被溺爱,尽管他性格懦弱,怕黑、晕血、懒惰、拈轻怕重,还有几分虚伪。但是,母亲对他的呵护可谓无微不至。爸爸也偏爱哥哥,外出打猎时听任哥哥愚弄弟弟,让弟弟扛笨重的猎枪。这个当哥哥的毕业了都不愿去找工作,好吃懒做,无所事事。他骗胡萝卜须像牲口一样吃苜蓿。每当母亲责骂胡萝卜须时,他总在一旁火上浇油。他虽然常和妹妹埃内斯蒂娜一起玩,但很少有耐心,更谈不上关心爱护。

  相对而言,在这个家里,埃内斯蒂娜对胡萝卜须还算温和,她很胆小但愿意在深夜为这个小弟弟掌一盏灯。当胡萝卜须受伤时,她为其包扎。胡萝卜须的头上长满了虱子,姐姐还为他篦头。当此之时,胡萝卜须昔日所遭受到的委屈全部消除了。毕竟还是个孩子,胡萝卜须不是记恨心很强的人。

  冷漠的家庭关系缺乏温馨,但是正因为如此,哪怕是些微的关心总会在胡萝卜须心中被放大许多倍。即便是在母子“深仇大恨”的阴影笼罩下,胡萝卜须的心理也在一点点发生变化,他渐渐平复了对哥哥姐姐以及父亲母亲的厌恶之感。他不懂得,也没经受过幸福家庭中的美好,但是在他自己生活的逆境中,冷漠、苦涩、憋屈和被欺凌,反而给他的成长增加了一些磨炼、忍耐、刻苦、受累、韧性、知恩图报、不计前嫌。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奢侈腐化的达官贵人家庭,往往衍生出尔虞我诈乃至仇山恨海的所谓“亲情”,但逆境如七扭八歪的勒皮克一家竟然慢慢蕴生了向善而转的机缘。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但值得深入讨论。

  不难看出,作者对家庭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他的文本中不时流露出“家”的乏味。但是,他在进入逼真的人性化写作时,有情调的现实主义笔触带给读者超出家庭观念的启迪。勒皮克夫妇不时爆发的坏脾气弄糟了家庭气氛,但是在夹杂着逆反心理的两代人关系中,相互间的包容慢慢形成,虽然说家庭成员之间距离有远近,爱也有差异。胡萝卜须的形象是惨兮兮的,然而最可爱的还是这一带着泥土气的“萝卜毛”。法国有一句谚语:“小豌豆儿有春天。”稚气十足的胡萝卜须不得体和让人忍俊不禁的言行,为勒皮克一家的冰冷氛围带来了暖色。《胡萝卜须》中关于勒皮克一家的家庭伦理书写,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点。

  当然,列那尔的美好理想,是要让家庭成员个个有理智,期望出现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即不仅有血缘连接的亲情,而且有高尚的社会道德人格。但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不是仅仅在一个小家庭中就可以解决的。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

 

 

  阿波利奈尔图像诗的趋异特点

  李美平

  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是法国前卫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以独特性著称,尤其是图像诗,标新立异的特点十分明显。本文从阿波利奈尔图像诗研究入手,重点阐发它的趋异特征及其带给法国诗歌界的强烈冲击。其趋异化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即语言的新异、形体的奇异和意象的诡异。

  语言的新异

  阿波利奈尔在诗歌语言方面的功夫堪称一绝。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其一是去除标点以出奇制胜。在图像诗创作中,阿波利奈尔首先摒弃了标点符号。他认为诗歌用不着标点,任何需要借助标点符号的诗节都是不完美的,诗歌本身的节奏和呼吸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标点。不用标点符号,一方面让诗人不受限制和干扰,使诗句免于狭窄和封闭,有利于营造更开阔的诗意空间,同时需要读者在阅读的实践中自行添加隐性的标点,切分语流以揣摩诗人的语气。

  其二是变幻词语以改头换面。阿波利奈尔偏离传统的拼写规则,对单词字母进行拆解。诸如,《下雨》一诗里对单词进行逐一拆分并纵向排列成雨丝状;《心》中对单词进行了逐个字母的切割,并排列成一个心形;《竹笛》中将字母“O”大写形成孔状。对词语本身进行不合常理的变形加工,造成单词书写上的扭曲和反常,使单词支离破碎,破坏了单词的完整性与和谐性,让词语屈服于诗人的自由创作,呈现出特殊的空间层次,从而延长了读者阅读的时间,使熟悉的词语以新奇陌生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三是巧借非语言符号以别出心裁。阿波利奈尔还引入水波纹、电报线、五线谱、数字、“+”“-”“&”等非语言符号,如《信件——大海》一诗中插入大量水波纹,《康乃馨》中借助“+”“&”符号,《旅行》中直接画了一段电报线,等等。这些非语言符号帮助塑造图像的同时,也参与了诗歌意义的建构。在阿波利奈尔那里,一切材料皆可参与到诗歌艺术创作中来。

  诗人放弃熟悉的语言书写习惯,在语言层面采取的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陌生化手法,使读者对已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感,延长关注、解读的时间,由此产生或曰开启一次陌生的审美体验。

  形体的奇异

  阿波利奈尔不断探索诗歌形体的可能性,尤其在诗歌造型上寻求革新的突破口。他的图像诗打破了诗歌单向的线性的分行排列传统,通过将词句排列成与其内容相匹配的图像,构建出一个个精美的造型。有静态,如领带、手表、心、皇冠、镜子等,也有动态,像喷泉、雨、点燃的烟等。诗歌图像化,不仅给诗歌的内容披上了直观具象的外衣,而且使作品增加了传神的动态,文图并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图像诗中的图和文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图文组合拼贴,自然浑成。文字视觉化与图像文字化,两者互为装饰,互为载体。图像和文字的创造性结合,就像身体与灵魂的完美契合。阿波利奈尔的图像诗用词精简,有时甚至只有一句话,如《心》只有“MON C?覹UR PAREIL ?魥 UNE FLAMME RENVERS?魪E”(“我的心宛如一团颠倒的火焰”),《皇冠》只有“LES ROIS QUI MEURENT TOUR ?魥 TOUR RENAISSENT AU C?覹UR DES PO?魬TES”(“逝去的国王一个个在诗人心中复活”)。如果缺少图像的辅助,只凭寥寥几字,读者将难以深入理解诗歌所包含的丰富意蕴。可以说,图像提高了文字的张力和表现力,拓展了诗歌的诗性空间。再如组诗《风景》中的文字“Un cigare allumé qui fume”(“一支点燃的雪茄”)所排列成的图形,只有读完文字后才会产生一种可感的形态。另一首诗《瞄准》中,标题“瞄准”一词即将视线引向目标,暗示了目标与武器,诗中的文字还暗含有一个“隐形”的敌人被射击,读者由此进入了惊喜和愉悦的探索。

  在阿波利奈尔那里,文为笔触,纸为画布,将诗歌写成了美丽的画图,造型艺术入诗,打破了诗歌由来已久的外部形状,模糊了诗画分野,可谓法国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意象的诡异

  阿波利奈尔的图像诗意象强烈。语言符号系统与视觉符号系统交相辉映。前者编织出一个模糊的隐性意象,后者给意象的再现新增了另一个表达维度,从而超越了读者的程式化期待,使之获得陌生而新奇的审美体验。如《下雨》中,文字被拆分开,纵向排列成雨丝状,让静态的、凝固的文字经由流动的画面而成为立体艺术,使读者如闻其声,如睹其形,如履其地,从而意象变得丰富饱满。

  阿波利奈尔的作品中还有大量别开生面的组合式图像诗。如《风景》中,将一座房、一棵树、躺在星空下的一对恋人和吐着烟雾的一支雪茄组合起来,构成多重意象。再如《被刺的鸽子和喷泉》《信件——大海》《曼陀铃、康乃馨和竹笛》《心、皇冠和镜子》等,都是通过多个意象的拼贴,综合重构成一首新的诗歌。这些组合式图像诗中的各个意象既彼此独立,各有开始和结束,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有着深厚的隐喻性,需要读者不仅从上往下、从左往右阅读,还要从下往上、从右往左进行多向阅读,理出藏在呈现方式中的含义。这个复杂的过程无疑加大了读者感知的难度,延长了读者的审美过程,其中的诗情画意,正是通过意象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刺激和新鲜的审美体验。

  《心、皇冠和镜子》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例证。如标题所示,这首诗由心、皇冠和镜子三个图案构成,每个图案都由一句话绘制。把这三个意象放在一起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将文本和图像进行整体多向阅读,就可以发现诗人的喻示,“我的心宛如一团颠倒的火焰”,“逝去的国王一个个在诗人心中复活”。其中的一个“心”字,将页面上方的两个意象串联起来,逝去的国王激发了诗人的心,点燃诗人创作的火焰,而且这团火焰是颠倒的,能够让逝去的获得重生。而页面下方,诗人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镜子的中心,正是诗人的一顶精湛的自恋性皇冠。三个意象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表现了作为诗人拥有的巨大力量。

  阿波利奈尔图像诗的意义

  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就已出现过图像配诗。经千年流变,多国流传,其形式和主题一直都很单调,大都是将文字嵌入各种所需的图形中,内容多是与娱神或颂王等有关的描述。

  图像诗在阿波利奈尔那里获得了新生。他是第一个将图像诗汇编成集出版的诗人。其诗作对传统图像诗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将主题由宏大转向微小,由歌颂或追仰神圣转到普通事物,将绘画思维引入诗歌创作,使外观图形更加丰富多样,图文关系更加贴切自然。他的趋异化创制把图像诗创作推向了高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与模仿。

  阿波利奈尔在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1917 年,他在巴黎老鸽棚剧院作了题为“新精神和诗人”的演讲,系统阐发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主张探索新领域,创造新形式。他认为,“诗歌与创造是一码事儿,称得上诗人者,必是在人力所能及的程度上,有发明创造的人”。他赋予艺术材料以超乎想象的“百科全书式的”自由,即一切皆可成为艺术的材料。“新精神允许冒险的文字实验”。

  阿波利奈尔的诗歌既有象征主义意味,也有超现实主义特征。从根本上讲,他的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趋异化是其创新的另一种表达。其孜孜不倦的趋异化,对20世纪的法国诗坛乃至整个文艺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引发了诗界的形式革命,也引爆了后现代文艺光怪陆离的“井喷”。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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