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那些智库都是经过了长期发展，因此中国智库建设不应是短期的，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这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认识到这点也有助于使智库更好地发挥作用。　　

　　当前，智库建设在中国似乎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大概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财大气粗，成立了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其他国家开展日本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语言、社会等各方面，比如资助美国的大学设立日本研究领域的讲席教授职位——哈佛大学就有Reischauer Chair Professor，这是以美国资深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EdwinReischauer）命名的，此外还设立了“赖肖尔日本研究所”。韩国发展起来后，也建立了国际交流财团，性质与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基本上一样，为了提升韩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美誉度，资助其他国家的大学或机构研究韩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如今中国也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有条件、有财力来做这些事情，包括建设智库。反过来，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是没有可能做这类事情的。　

　　智库的定义和规模

　　在我看来，智库是一种现象，我很早就对其产生兴趣。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第一次出国，到英国念书。去之前已经听说了伦敦有个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这是我拜访的第一家外国智库。该所有一座自己的楼，叫做Chatham House，它很有一点来历，曾经有三位英国首相在楼里居住。一战结束后，召开了巴黎和会，与会的英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在一起商量，是否应该建立国际事务的研究机构。由此发端，后来就有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当时Chatham House的拥有者把这座楼捐赠给皇家所。简便起见，这个机构常被叫做Chatham House。后来，我作为欧盟博士后，有机会旅欧，访问了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后者是评定和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工作机构，也具有一定的研究职能。1998—1999年，我到华盛顿做访问学者，美国是智库最发达的国家——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有人排过全美十大智库，除了总部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设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大多数都集中在华盛顿。我走访了所有知名智库，比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我当时的办公室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楼下隔一条马路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挨着的就是世界银行。华盛顿是一个最佳的观察世界、了解美国并掌握美国政治外交运作的地方。再后来，我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了两年，而东京又是日本智库最集中的城市。我的本职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调研，主要是研究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及相关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二是办案，就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与驻在国政府打交道。调研工作跟日本主要智库和大学有关，有时需要听取他们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日本的智库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在上述的过程中，我开始撰写《第五种权力——论智库》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