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书，讲述了自1618年到1991年共约370年的西方外交史。基于第二章“主旨：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所确定的基调，该书的重心是罗斯福和威尔逊这两位总统卸任之后的西方外交格局的变化历程。

　　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总统可说是20世纪以来美国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和理想主义外交路线的象征：前者所代表的外交路线，灵活务实，以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本体；后者所代表的外交路线，充满了政治神学使命感，认为国际秩序中最重要的是正义和公理，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对其所主张的普世正义公理的维护。

　　从基辛格对西方外交史的描述中不难看出，美国外交政策的“罗斯福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往往表现为轮流坐庄，交互为用。通常在“罗斯福主义”占据上风时期，美国专注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甚至以邻为壑或者置公理正义而不顾，唯利是图；但过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威尔逊主义”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美国人又恢复了向全世界“布道”的热情，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占领其所主张的道德高地。如果我们抽去“罗斯福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与具体事实相附的外交政策内容，只是抽象或一般地理解这两种主义，也就是理解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两种主义也是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中的一对相对范畴。

　　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外交政策的这种二元性、矛盾性以及轮流性，是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的产物。美国的立国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山巅之城”的自我期许，这便是“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以及理想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主张的源头。但是，在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经济实力不足，这种政治理想只能以“美国理当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对象”这种自我期许进行冠冕堂皇的解释。与理想主义相对应的是，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人选择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政策，而不是托马斯·杰斐逊所主张的经济道德上的自耕农理想国，这体现了美国精神的另一个传统：实用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