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吉拉特来的穷小子，作为入赘女婿攀上富亲戚，却在那里处处低人一等，于是独自扬帆来中国做鸦片生意，想要闯出一片天地。他知道“鸦片这东西，一般吸上就再也停不下”，他知道“幸运的是，这生意现在孟买这里还没让英国人垄断”，更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由我们掌控”，担心“不抓住眼前的机会，就跟不上这世界”，于是成为广泛种植罂粟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和大量进口鸦片的中国之间，又一个鸦片商。

　　帕西商人巴拉姆这么有危机感，是因为亲眼见到岳父曾经叱咤的领域正是这么被一步步消灭的：

　　英国人如果发现孟买造的船比他们自己造的更好、更便宜后的反应是：只要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大谈贸易自由化——但他们同时却想尽办法迫使东印度公司和皇家海军无法从我们这儿购订船只。接着，他们又制定了一些新法，让那些海外贸易中使用的印度造船只比其他地方的都要昂贵。……其他所有的买卖和手艺也都会是一样的。

　　巴拉姆并非不知道鸦片害人，但这种负疚感没有给这位生意人造成什么负担。一次航行恰好经过圣赫勒拿岛，巴拉姆于是觐见了囚禁岛上的拿破仑。拿破仑问他，觉得卖鸦片是恶的吗？巴拉姆一时语塞，不知所措。不过他马上开动脑筋，给出了一个印度式的回答：

　　鸦片就像风和潮汐，我没有力量左右它的行进方向。乘着这阵风开船的人，不能够简单地说它是善还是恶。要看他如何处理周围的事情——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下人——才能正确地评判他。这是我的信条。

　　这位用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却仍然被命运左右的巴拉姆，就是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朱鹭号三部曲”第二部《烟河》的一位主角。在小说末尾，林则徐禁烟，巴拉姆悉数上缴了自己用全部身家囤积的鸦片货物之后，他看着在广州十三行的广场上玩曲棍球的侄子，这位初来乍到、一无所知、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内心不禁升起强烈的妒忌感”，他问身边的亚美尼亚伙伴：

　　当他们创造未来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扎迪大哥？你觉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吗？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在这儿赚到的钱、我们得到的教训、我们亲眼目睹的一切吗？他们还会记得他们的未来的代价是靠牺牲百万中国人性命吗？

　　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扎迪大哥？难道只是为了这个：让这些家伙可以讲英语、戴着他们的帽子、穿着他们的裤子、玩曲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