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抵达“枫叶之国”加拿大之后，李克强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余音仍在联合国大会厅回荡：“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这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表达了对联合国在内的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态度，也内嵌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近代国际关系以降的300多年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平均不到70年就消失在历史乱流之中。国际体系的变革往往是以主要霸权国的衰亡以及权力的转移为标志的。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称:“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

　　当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西方研究机构即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西方舆论由此想象了一个中国超越美国的绚烂图景，甚至在西方学界、政界出现了G2模式（中美全球共治）的讨论。当然，更多是关于全球权力转移，以及中国不可避免与霸权国美国发生冲突的论调。G·艾利森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题为《太平洋地区涌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名文，直言中国是挑战世界秩序的国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依据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政策，把世界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一类是“现状维持者”。这种植根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新兴力量”必然要求改变、打破现状；而那些主导现有秩序的大国则强烈要求维持“现状”，保持所谓“领导”地位。乔治?莫德尔斯基依据史学家感悟到的大国兴衰更替现象提出长周期理论：每个周期中都有一个霸权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他断言，新兴国家都会挑战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据上述理论，西方主流舆论武断地推导出中国是一个“挑战者”国家的结论：“中国崛起”后会要求打破美国力图维持的现有秩序。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巴里·布赞在一项研究提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受欢迎的理论，但崛起之后她是否会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呢？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世界保持了70多年的和平而依然行之有效，而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受益者和维护者。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承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比如在伊核、朝核等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中国还在非洲地区执行了14项维和行动，也是目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反恐、经济、金融、气候、环境等各个全球性问题突出的领域，中国也充分体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