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闻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世界各国统治阶级不断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现代政治传播领域内新闻话语出现了更新和转型：意识形态的诠释更加巧妙，政治话语的基调更加平实，利益博弈中更加注重对话，政治活动充满了表演的痕迹。政治传播要实现传播意识形态、引导公共舆论的任务，必须首先尊重受众的信息接受心理，按照新闻文本的生产规律制作政治新闻的文本。我国政治传播应该跟上世界潮流，尊重现代新闻文本的生产规律，用现代意识形态指导政治传播，政治话语实现由灌输向沟通转变，这样才能提高舆论引导的社会效果。

　　关 键 词：新闻文本；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舆论引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形势下的舆论引导新格局研究”(07CXW001)

　　作者简介：骆正林(1969—)，男，安徽繁昌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传播，体育传播和传媒经营.

　　政治是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行为和活动，是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分配。现代政治活动强调沟通和交流，在媒体异常发达的信息化时代，新闻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政治传播必须要尊重新闻生产规律，制作符合受众接受习惯的文本，才能取得满意的政治传播效果。

　　一、现代政治活动中新闻话语的转型

　　在政治活动中，政治话语既是媒体文本制作的素材，也是媒体文本的组成部分。政治新闻报道能够给媒体带来利润，能够帮助公众参政议政，更能够塑造政府良好的形象。在话语政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和官员都在自觉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实现政治话语的更新和转型。

　　(一) 意识形态的诠释更加巧妙

　　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能够反映该国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会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而必须使公众对其统治的价值从内心上加以认同。”[1](6)二战前西方各国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各执一端，尽量与其他政党拉开意识形态差距，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二战后，选举权向基层分散使政党竞争更加激烈，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公众思想更加多元。为了适应选民的需求，为了整合多元化的社会，西方政府在坚持基本意识形态不变的前提下，更加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顾及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新的角度对原有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和诠释。

　　符号和话语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并受到权力意志的制约和影响。尼采认为权力斗争可以使符号产生新的意义，就像基督教的产生使“善”和“恶”的意义发生根本变化一样。福柯认为知识总会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权力斗争或偶然事件会赋予某些概念全新的意义，并且让这种意义实现跨代传播，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巴赫金则用具体的案例给“符号与权力的关系”做了注解：“面包和酒是日常消费品，但当它们作为基督教圣餐仪式中的宗教象征符号时，就成了意识形态的符号。”[2](23 24)话语具有征服、控制和论战的功能，“政治也是一个争夺意义的过程，哪种意义能够最后被人们接受将直接影响到合法性问题，决定政治家们统治的成败”。[3](22)因为受到冷战时期权力斗争思维的影响，传统政治话语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性，政治权力甚至赤裸裸地改造、操纵、压制媒体的新闻生产。席勒在1969年就指出，美国的传播事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军事部门、政府机构、垄断集团共同控制的“军事 工业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个利益联合体不仅壮大了美国传媒的经济实力，而且使美国媒体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传媒之上。在海湾战争期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波斯湾发生的事件及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都来自美国这个单一的信息源。”[4](1)因为全球传媒的战争信息和影响都来自 CNN，而 CNN 的新闻素材主要来源于五角大楼和白宫。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武力干预都被冠上了“人道主义”的名号，如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和华北、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地区。“最无耻的行为往往含有真理的元素”，[5](189)这就是权力经常操纵媒体制造动听话语的原理。在很多论述中，乔姆斯基认为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虚假的，甚至连《纽约时报》看上去也像一份官报。

　　然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西方政坛在坚持传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努力寻求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与调和，利用“意识形态中间化”的策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在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各国政党意识形态的弹性加大，政府为了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能够容纳更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在外交领域，西方国家将自己的价值观隐藏在全球化意识形态背后，鼓吹“人类意识高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主张民族国家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解决发展、环境等全球性问题。这种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营造的“和谐外交”，能够使西方意识形态轻易进入别的国家。2002 年小布什访华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演讲内容设及到中美关系、中国教科书、美国的平等与自由、三权分立制度、宗教信仰自由、选举制度等一系列内容，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宣讲会。然而，布什的演讲没有赤裸裸的话语呼喊，更没有浓烈的火药味，他巧妙地将美国价值观拆散，然后融入到具体的生活细节中，用商量的、建设性的口吻与在场的中国官员和清华学生沟通。在谈到美国价值观时，布什指出美国影视产品表现的不是美国真正的价值观，美国的成功不仅显示在商业和财富上，而且显示在社区精神和社区互助上。“我们的自由靠道德定出方向和目标，靠牢固的家庭、社区和宗教机制得到规范，靠坚实而公正的法律制度受到监督”。[6]()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布什不忘用美国的价值观称赞清华大学，“这所大学不仅仅在培养专家，而且在培养公民。公民不是自己国家事务的旁观者，而是国家未来的参与者”。[6]()布什的演讲始终围绕人的权利、人的生活，空话、套话、大话少了，但是演讲的效果却甚佳。

　　(二) 政治话语的基调更加平实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深刻反思政治民主化的历程，并在20世纪70、80年代基本完成了现代政治民主的框架建设。在新的政治框架中，政治领导权得到分散和监督，公众参与政治的权利不断扩大，“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内部，资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团体进行政治角逐的重要舞台。”[7](897)议会政治、选举政治、公民参与等政治现象的出现改变了西方世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治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政府权力越大，其对公民权利构成的威胁越大，只有当政府的权力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公民的权力才能有所保障，然而，客观地看，西方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大过程与公民权利的扩大的步伐具有某种同步性”。[8](2)以美国为例，自西奥多?罗斯福推行“新国家主义”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面扩大，同时，公民权利的理念也在不断扩大。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齐头并进，给政治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政府在公共决策和日常行政中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和选票，“成功的民主政府应能在互相理解和双向交流的基础上维持与选民的回应关系”。[9](391)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改变了政治话语的语境。政治话语的说服功能分“灌输”和“教育”两种，“与灌输相比，教育以事实为基础，并且较少使用强制性手段”，人们经常“把自己信仰的东西称为‘教育’，而不信仰的东西称为‘灌输’”。[10](180)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型，传媒对政治的干预持续加深，公民参政议政的素质不断提高，西方政坛的政治话语出现了新的转型，政治话语的风格和基调变得更加朴素和平实，注重在尊重人权、人性、人情和常识的基础上，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关和有血有肉的宣传。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对黑人、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民族文化有了更多的包容，尊重多元文化和族群意识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像黑鬼、中国佬之类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称谓，已经被逐出主流话语圈。意识形态宣传不再以高高在上的方式灌输，而是通过诉诸情感来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美国在出兵伊拉克之前，布什政府“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他‘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11](9)这种将“罪恶的目的”化妆成“正义的战斗”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布什政府借助现代庞大的传媒网和高超的话语生产、传播的技巧，在国内和国际赢得了相当多的舆论支持，“全球反恐联盟”的形成足以见证美国政治传播的实力。

　　政治家是政治传播的重要符号，政治家的语言交际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形象。在国际政坛上，那些通过民选产生的领导人，更加注重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普通人，通过与普通人的交流扩大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影响力。即使在官方外交活动中，政治人物更愿意展示自身的个性魅力和人文情怀。2002 年小布什在清华的演讲，中间就有很多人性化的表达。在开场白中，布什不仅感谢到场的中方领导，而且感谢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到场旁听。“感谢自己的属下”可能是很多政治家最容易忽略的事情，然而，布什的“感谢”传达的是平等、尊重的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宣传功能。在谈到清华校园时，布什提到胡锦涛总书记不仅在此拿到了学位，而且还“与他和蔼可亲的妻子相识”。当讲到清华学生的学习时，布什又穿插自己两个女儿的学习经历。以具有亲和力的话语开场，将生活话语与外交话语交织，拉近了布什与在场各类听众的心理距离，为后面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制造了“融洽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