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框架上，经济新常态的总量和增速由宏观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状态所决定，两者目前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面认识新常态，要求在经济分析层面上，深刻理解新常态的宏观构架及其变化，抓住主要矛盾和核心问题，实施准确高效的调控措施，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是我们在新时期转变工作思路的主要依据，也是积极地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的重要前提。

　　新常态下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明显

　　总需求是国民经济的拉动者，它的变化通常领先于总供给。根据我国的GDP核算体系，总需求由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三者加总而成。自从2008年之后，我国宏观总需求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并逐步演化成新常态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是国外需求迅速减少，经济拉动作用降低。与“旧常态”相比，新常态总需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国外需求的迅速减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受到了直接冲击，随后逐步波及至新兴市场国家。各国普遍实施保护主义，国际贸易大幅减少，全球经济率先进入新常态。受此影响，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国外需求持续低迷。2008-2013年间，我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总额由2.4万亿元下降至1.4万亿元，降幅达到了42％。若从对GDP的贡献率来看，2011-2013年间国外需求分别是-0.4、-0.1、-0.3，甚至形成了负向拉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仍将是低水平增长或者缓慢复苏的态势。因此，在新常态下，国外需求很难产生较大的经济拉动作用。

　　二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速稳中有降，长期向好。在2012年和2013年，国内消费需求增速分别为12.9％和11.5％，不仅低于2011年19.6％，也低于近10年来的平均水平14.2％。客观地讲，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相对稳定，没有明显波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困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不高、收入结构不合理和社保体系尚未完善等条件的制约，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较慢，居民消费率逐年走低。在政府消费率稳定在10％-15％之间的情况下，总消费率由1987年的67％逐步降至2013年的50％左右。可以推断，在新常态中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和社保体系逐步完善的预期下，国内消费需求将趋于走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拉动作用。

　　三是投资需求短期内依旧主导增长。目前我国仍处于转轨经济发展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经济增长表现出了较强的政府投资依赖。从1992年正式实行市场经济到2013年，国内投资占GDP比重由36.6％升至47.8％。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投资占比一直居高不下。而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平均在20％～30％、15％～20％之间。若从对GDP增长率贡献度的视角来看，新世纪以来，投资对GDP的平均贡献度在50％以上，2009年更是达到了87.6％。这种情况在进入新常态之后并未明显改变，2012年、2013年分别达到了47％、54.4％。不难理解，在短期内投资需求仍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随着简政放权、市场主导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政府投资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并让位于居民消费。

　　新常态下总供给的要素生产率开始降低

　　总供给是全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服务总量，是国民经济驱动者。综合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总供给的生产函数由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四大要素组成。在新常态下，前三者均表现出难以支撑“旧常态”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生产率步入下降趋势。制度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改善总供给的重要环节，肩负着鼓励技术进步、增强劳动和资本供给效率的重任。

　　一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有效供给下降。上世纪50、60年代的鼓励生育人口政策和80年代后的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中国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人口红利时期。其基本特征是劳动力要素供给的数量大、低成本，这也是“旧常态”下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禀赋优势。但是，在进入新常态以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种禀赋优势已经消失。从2011年开始，中国人口抚养比已经开始逆转，即16-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比重开始较少，而老人和儿童占比提高，人口红利将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除人口结构变化之外，我国人口总量增速也已经大幅放缓，并在逐步趋近零增长。这些因素会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下降和成本上升。2001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年工资不足1万元，而2013年则在4万元以上。不难推断，这种劳动力供给变化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趋势性的。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都不会发生转变。

　　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金融抑制较为明显。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深化改革之中，客观地说，现有商业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尚不具备高效的资金配置能力，大量资金仍然在体系内部循环，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限。特别是近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更加凸显，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2010-2013年间，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率分别为-17.2％、-6％、9.8％和8.4％，远低于2003-2009年间30.8％的平均水平，这进一步加大了对新常态金融抑制的预期。

　　三是劳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因素，不但在总量上影响总供给的生产函数，它们的不同组合模式也会带来不同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份额（占GDP比重）已近饱和，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是，作为世界普遍规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含量通常低于制造业。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资金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时，中国经济整体的要素生产率将会下降，并累及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四是技术进步率减缓。技术进步是产业内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后发国家的赶超战略即工业化赶超，归根到底是技术进步的赶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进步主要源自自身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三个方面，并以向世界学习、从发达国家技术引进为主导。但是，在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普遍减慢的背景下，可供中国学习的科技在逐步减少。同时，随着国内外科技差距水平的逐步缩减，发达国家对高新科技往往持有保守态度，输出管制较为严格。另一方面，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一项复杂的、全面的系统工程，至少从目前看，我国在短期内仍难以显著提升。

　　五是制度创新进入攻坚期。显然，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同样投入会带来不同的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大到国家经济体制，小到企业利润分配规则，都将对经济产出带来重要影响。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生产效率、激励技术创新，这些都需要不断的体制机制改革或制度创新。对于中国改革而言，阻力先是来自意识形态，现在主要是利益之争。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要触及更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利益关系调整，复杂性和难度前所未有。可以说，如果处理不好制度创新问题，就可能会制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