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发展，由于受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影响，具有来华留学规模大、专业集中，赴印度留学规模小、发展潜力大的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充分认识中印教育交流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两国间的双向留学生教育，一方面加大支持赴印度留学力度，推动两国高等院校的直接合作，有利于促进各领域急需的专业人才培养；另一方面，给予高校必要的自主权，在吸引更多印度学生来华学习的同时，不断提高印度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有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留学生教育；中印教育交流

　　作者简介：吴霓(1965—)，男，贵州惠水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杨薇（1971—），女，河北定县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方面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民心相通”的重要内涵是人文交流。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责任与使命。印度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文明古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人口规模和发展潜力上，都与我国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印之间开展的互派留学生教育是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根据我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印度来华留学生达到23 198人，按国别排序位居第四[1]。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赴印度留学生仅有177人，在人数和规模上完全不成正比[2]。可以说，自1976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来，我国与印度的关系几经起伏，教育交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值得期待的发展前景。在“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必要梳理中印两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中的特点、规律和趋势，为制定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留学生教育政策提供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印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历程（1978—2018年）

　　中印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的边境武装冲突后破裂，直到1976年双方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77年以后恢复了人员往来。随着外交关系的缓和，教育交流也逐渐提上日程。1978年，我国开始向欧美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中印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也从无到有，随着时代的脉动逐渐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以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协议、关键性政策和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规模为主要依据，可以将中印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分为缓慢增长的起步阶段、世纪之初的快速发展阶段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新时期3个主要阶段。总体而言，由于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差异，从两国重启教育交流至今的40多年间，我国赴印度的留学生教育发展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公派留学生为主体；印度来华留学生教育则更多体现为市场主导的就业需求导向下的自费生占主流。

　　(一)恢复教育交流，中印留学生教育重新起步（1978—2002年）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印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重新起步。两国开始派遣文化和教育代表团互访，通过增进相互了解，为开展实质性合作项目铺平道路。这一时期的合作主要从语言和文化艺术交流开始，例如，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张双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刘学斌和赵玉华，东方歌舞团的张均，中央音乐学院的陈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树英和龚国强等，都是两国恢复交流之后早期赴印度的留学生[3]（P11）。这一时期赴印留学的人数屈指可数，但日后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成为佼佼者和领军人物。改革开放初期的赴印留学生既是留学生教育的受益者，也是中印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先行者。

　　1988年5月，中印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旨在推动文化艺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包括双方互派教育代表团访问，为对方国家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互派访问学者等内容[4]。根据该协定，以两年为一个周期，协商具体交流内容。1988年，两国就文化合作协定1988年至1990年执行计划达成一致，规定双方互相派遣“不超过12名留学生”，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和艺术等专业[5]。1991年3月，双方又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1991年至1993年执行计划，其中包括双方每年最多交换“不超过17名奖学金生”，并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聘请对方国家教师任教，协助大学之间建立学术合作关系[6]。

　　1995年2月，中印两国政府根据1988年在北京签订的中印文化协定，签署了1995年至1997年执行计划，其中包括互派文化和教育代表团，互派研究访问学者，每年相互提供25个奖学金名额[7]。双方同意鼓励互派留学生，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提供入学手续和签证方面的便利。此后，两国间的公派留学生规模长期保持稳定，未曾突破过这个上限（见表1）。我国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显示，1997年，印度自费来华留学生只有7人[8]（P284-300）。2011年，教育部出国留学政策调研组到印度考察，发现“2003年以前，每年到印度留学的中国人最多不超过20名”[9]。从改革开放初期直至21世纪初的20多年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的人数之少令人难以置信。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的严重不足，使两国民众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相当多的人把对方国家的情况建立在媒体的夸大宣传和自己的想象之中。这一时期，中印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在艰难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起步，从无到有，从点滴开始积累，虽然人数少、影响力有限，但始终没有中断，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印度来华留学呈增长趋势，新世纪后规模增长显著（2003—2012年）

　　进入新世纪以后，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显著，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教育服务贸易的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中印两国的留学生教育发展也顺应了这一潮流。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以及系列文件，就增加教育交流、简化签证手续等内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把已有协议中关于留学生教育的条款从文化交流中独立出来，并由印度驻华使馆文化处负责新的教育交流计划。

　　政治互信的建立有力推动了留学生教育发展。从2003年到2007年间，印度来华留学呈现出井喷式增长。2003年，印度来华留学生首次突破100人，到2004年就超过了700人，2005年更是超过3 000人，来华留学生的国别排名从2003年的第31位跃升至2005年的第8位，此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10]。2007年，印度占所有来华本科留学生的比例达到11.9%，学科专业主要集中在临床医学（MBBS）。在2007年自费来华学习临床医学的留学生中，印度学生达到6 157人，占全部来华学习医学（西医）留学生的36.4%[8]（P154-155）。我国云南省拥有与南亚国家间便利的陆路通道，2003年以后积极开展对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教育交流。大理大学从2005年开始与印度的教育机构合作招收留学生，主要学习临床医学[11]。2008年该校的印度学生达到249人，被称为“大理的印度街”[12]。2010年，江苏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共226人，其中印度学生139人，绝大部分学习临床医学、外科学、药学等专业[13]。2012年，印度来华留学生超过1万人，10年间增长了几乎100倍（见表2）。

　　印度是一个拥有5万多所高校和超过3 400万在校生的高等教育大国，但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方面起步较晚，2000年只有7 000名国际学生[14]。印度大学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公立大学入学考试竞争十分激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的高等教育逐渐开放，特别是很多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显著提升。2002年，印度海外教育促进委员会（COPIEA）成立，积极推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印度的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高等教育市场化发展加快，各类教育机构深度参与到跨国留学生教育的招生环节。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赴印度留学的公派和自费生规模也逐渐增加。根据教育部出国留学调研组的统计，2006年度，我国赴印度留学生为166人，2010年度为993人[9]。公派留学生主要通过政府间协议的交换生项目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学习印地语和印度文学等专业，留学时间一般为半年至一年。这一时期，我国赴印自费留学发展较快。位于“南亚硅谷”班加罗尔和经济贸易重镇金奈之间的韦洛尔科技大学，在印度私立大学中排名领先，被印度大学委员会评定为五星级大学，其优质的教学和良好的设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自费中国留学生。2009年，有414名中国学生在该校学习，成为中国赴印度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学校[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