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仁彧，上海开放大学，上海 200062 王仁彧，上海开放大学普陀分校(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社会治理、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研究。

　　内容提要：城市的发展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学习型城市建设不仅是政府职能拓展的需要，还是社会和谐发展与个体素养提升的需要。纵观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只有坚持动态发展、综合评定和区域差异化推进的指导思想，坚持政府、社会与个体多元融合参与，以及社会有效认同与协调进步的原则，学习型城市建设才能在良好的氛围中更好地促进人与社会的进步。

　　关 键 词：学习型城市 国际经验 理性思考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教育部重点课题“学习型社会视域下终身学习质量指数开发与应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DKA150212)，负责人：王仁彧

　　中图分类号：G7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16)0017-0033-06

　　进入20世纪后，工业革命掀开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序幕，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为顺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提出的迫切期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们提出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理念。这既是对社会个体生活方式转变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促进。为此，以终身学习为要义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热潮席卷世界各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体加入其中，也加快了社会和谐与进步的脚步。

　　一、实践：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国际视野

　　(一)瑞典学习圈拉开了现代社会学习型城市建设序幕

　　作为欧洲发达国家之一，瑞典的经济发展一直相对稳定，这为社会的繁荣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学习型城市的创建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以奥斯卡·奥尔森为发起人创建的瑞典学习圈，是为有共同志向的人“讨论问题与学习知识”[1]的交流圈子，不仅吸引了一定规模人群的积极参与，而且这种灵活的学习方式迅速在社区和社会组织中广泛传播，拉开了现代社会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序幕。

　　瑞典学习圈的广泛兴起也让政府看到了通过接受教育而具有社会意识的公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947年颁布的《成人教育法》被视作瑞典政府对市民学习圈的法律保障。同时瑞典政府为学习型城市建设也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进入21世纪，瑞典政府每年划拨数十亿专项资金用以支持学习圈等各类非正式教育与学习活动。诸多举措使得瑞典学习圈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一面旗帜。

　　(二)重建之需增强了日本学习型城市发展的动力

　　在日本的社会教育发展历程中，大阪可以被视为日本社会教育的发源地。早在20世纪30年代，大阪政府就高度重视市民文化场馆的建设。这些场馆不仅保护了日本的文化古迹，更为市民终身学习提供了数据资料与文化史料。[2]在历经了“二战”的空袭后，有着社会教育传统的大阪在面对必须重建家园的责任与重担时，不仅制定了城市的重建计划，而且还专门设计了城市博物馆与图书馆等社会教育服务场馆。无疑，这些城市重建规划涉及了保障市民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进一步调动了市民积极投身终身学习的热情。20世纪90年代，大阪市出台的《大阪终身学习规划》明确提出了大阪市社会教育学习圈的设计规划。

　　进入21世纪以来，为推动市民终身学习实践的深入开展，大阪市提出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在需要学习的时候，都能快活地学习”[3]市民终身学习发展目标。而日本政府所推行的以生涯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则提出了“小学阶段就需要实施生涯教育”[4]的观点，使得国家社会教育逐渐向生涯学习转变。大阪市也及时把握了生涯学习有利于促进市民素养提升的契机，通过系列举措拓展了市民学习圈的学习方式，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综合素养，显著增强了学习型城市的推进历程。

　　(三)全球性经济危机推动了英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互联互动

　　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教育进步提供坚实基础，而教育与学习的不断深化也能为社会经济进步提供指导思想、前进方向与助推力量。作为全球老牌工业大国的英国，其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为民众教育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有效助推了英国教育走在世界教育的前列。

　　而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战争以及之后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促使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不断调整产业机构与经济结构，从由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由此形成了以劳动力结构转变与升级为动力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及其人力资源结构的转型发展。

　　作为英国第三大城市的格拉斯哥在20世纪初就以造船业等重工业闻名于世，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也让格拉斯哥的经济社会难以幸免，使得该市转向以造船、建筑与艺术设计为主要经济发展支柱。这种社会发展方式以及人才需求结构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英国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力度，也实现了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在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促进全民综合素养提升中，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合力。

　　(四)自治权赋予了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学习型城市多样化发展的主动性

　　为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经济相对发达的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市民综合素质提升，较早便步入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国家行列。透过澳大利亚学习型城市建设历程可以发现，作为州联邦制的国家，澳大利亚各州以及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社会管理自主权。由此所形成的诸多优势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在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各州都能依据国情与本土文化，开创出具有各州特色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模式。

　　在构建学习型社区理念的倡导下，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于21世纪初成立了成人社区教育委员会，积极推进成人教育与社区教育工作的开展。同时，维多利亚州还积极采纳了该委员会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实现学习型城镇建设”的倡议，每年向所辖各地区拨款110万澳元，有效解决了“成人教育、职业培训、劳动力市场等相关服务组织过于零散”[5]的问题。作为推进澳大利亚学习型城市建设实现创新发展的南澳大利亚州于2003年通过的《培训与技能发展法》，则把成人社区教育与技能发展进行了有机整合。2006年出台的《社区学习声明》中明确了城市发展“以学习为荣耀、在生活中学习、共同学习与成长、因学习而繁荣”[6]的四大关键目标。地方政府拥有的自主权也使南澳大利亚州更加关注以发展基础技能与强化人文素养为核心的全民终身学习能力的提升。这些法规与举措不仅关注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终身学习机会均等问题，同时也掀开了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各项实践活动的序幕。

　　二、协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推进关键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历程与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学习型城市建设不仅要有外部的发展动力，更要有自身不断深化发展的强烈愿望。探究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积极的协同动因，将成为有效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深入挖掘学习型城市建设潜能的关键要素。

　　(一)政府职能拓展的需求

　　1.推动社会进步

　　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各级政府不仅要积极关注地方经济发展，为社会物质财富的集聚创设积极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支撑空间，集中展现推动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而且，各级政府还要积极关注社会进步，为民众享受健康快乐生活提供有效的政策导向与意识引导，这也是政府对促进社会发展职能的积极拓展。日本以第三期教育改革为核心开展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就是为了应对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由此形成的“平成萧条”。[7]大力倡导并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实现城市发展中物质世界与精神追求并重，向精神追求引领物质世界发展的更高层次迈进，从而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