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明(1985- )，男，安徽六安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学部副教授；张学敏(1961- )，男，重庆奉节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涂先进(1982-)，男，河南沈丘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数据，首先运用有序probit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检验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的影响，其次采用最新发展的基于的夏普里值方法测度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形成的贡献率，并从区域视角管窥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转型条件下高等教育受影响的演进趋势。结果显示：(1)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确实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评估。但若剔除家庭背景带来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能力明显弱化。基于的夏普里值分解表明，高等教育变量的贡献率不到10%，撇去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后，净效应更低。(2)东部地区有微弱的证据显示高等教育带来的社会阶层提升效应正在展现。无论是从总贡献率还是分解后的直接贡献率看，东部地区的百分比贡献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高等教育改善社会分层的效果有可能会强化。(3)影响社会分层差异最重要的因素为家庭过去的社会阶层，即社会阶层分布存在明显的代际传递现象。另外，个体特征及经济特征也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文章研究显示，要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社会阶层的形成，需要在构建市场化导向能力本位的新型社会流动体系制度框架下，确立更为公平的高等教育竞争机制及补偿机制。

　　关 键 词：高等教育 社会阶层 半参数估计 夏普里值分解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D04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MZ008)，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重点项目(SWU1509116)。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52(2016)08-0015-12

　　改革开放30余年是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增长期，也是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调整期。在经济体制切换、劳动力城乡及区域间流动冲击下，社会结构阶层的重构与裂变蕴含其中(Bian，2002)。然而，大量针对近期中国现实的观察和研究显示，社会阶层两极分化以及固化愈发明显(刘欣，2005；刘欣和朱妍，2011)，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沈原，2007；吴敬链，2009)。如何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分割，创造社会阶层流动的多元动力机制是新时期面临的重大社会难题。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向来被社会学家们用来作为推进社会阶层流动、改善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Blau和Duncan，1967)。特别是在中国，教育不仅是反映社会地位的标签，而且也是大多数人争取更高收入的显性依据与凭证，尤其是对高等教育而言，所起的社会认可和社会地位标签功能非常明显。

　　自从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将教育视为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后，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很多研究发现，在社会阶层尚未固化的背景下，教育是社会劣势阶层实现其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情况验证了这一点。然而，教育机会的获得可能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布尔迪厄(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如果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其子女在受教育方面更具优势。这样教育作为优势阶层保持其子女地位的主要工具，可能会起到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的作用(Guo，2008；Constantin，2013)。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在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背景下，教育某种程度上沦为精英家庭实现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工具(李煜，2006；李春玲，2010；张兆曙和陈奇，2013)。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发展，原本基于身份本位的社会分层标准正在调整，在能力本位的开放型社会构建中，高等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阶层上升的决定作用愈发受到重视。这也是刺激高等教育需求，进而导致求学热潮渗透到劣势阶层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对于高等教育是实现“精英循环”还是“精英再生”，现有研究尚未作出回答。

　　本研究将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通过构建社会分层模型，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法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并通过分析高等教育影响的区域化差异，研判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社会阶层流动影响机制的动态变化。同时，本研究将通过工具变量法控制变量内生性问题，并使用新近发展的基于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测度高等教育对形成社会阶层差异的影响程度。

　　一、文献综述

　　从理论上看，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关系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教育的“精英再生论”和教育的“精英循环论”。以美国社会学家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为代表的教育“精英再生论”学派认为，教育程度直接影响个人的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带来个体职业地位或社会地位的提升。以柯林斯(Collins)和布尔迪厄(Bourdieu)为代表的教育“精英循环论”学派则认为，在经济社会中拥有优厚报酬的职位上，教育可以限制其竞争者数量并帮助有“教育专利”的人独享这些职位。如若父母接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其子女往往也具有先天的教育机会优势，从而通过教育能实现社会阶层的代际延续和传递(Lin，1982；Scitt，1991；Poretes，1998)。教育“精英循环论”并不否认教育能改善个体的社会地位(Catherine和Marieke，1997；Layard，2006)，但认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是平等的(Guo，2008；Constantin，2013)。

　　实证方面，基于微观数据，不少学者对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展开了计量检验。Schoon(2008)基于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接受全日制教育的时间是其社会阶层决定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教育也是造成社会阶层分化非常重要的原因。Ensminger和Fothergill(2003)以及Hollingshead(2011)在实证检验影响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时发现，教育与工作职业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变量。Gallice和Grillo(2015)构建了一个包括教育和收入等因素在内的均衡分析模型，认为教育可以通过影响人的内在品质、社会威望和收入水平三个渠道改善个体的社会地位。但大量研究也证实，教育机会的获得与父母的社会地位状况密切相关，即父母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背景，不仅子女有良好的接受教育的文化氛围(Stephens等，2012)，而且能享受到优越的初等教育条件(Lareau，2000)，并且父母往往能凭借拥有的社会资本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与条件(Ream和Palardy，2008)。这样，教育作为优势阶层保持其子女地位的主要工具，可能会起到加剧社会阶层固化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阶层的重构与形成过程中，部分学者也关注到了教育的影响与作用。很多学者肯定了教育在社会地位转变及维持社会阶层属性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优势阶层，其子女会因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而保持其阶层属性的稳定性；相反，劣势阶层的子女由于其父母社会资本的不足而致其鲜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李春玲(2003)通过考察1940-2001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分析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作用呈现出先弱后强的特征。刘精明(2006)分析了1978-2003年的高等教育政策，显示学生入学机会因其所处阶层各异。李煜(2006)、李春玲(2010)以及张兆曙和陈奇(2013)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这些文献虽然构成了中国教育“精英循环论”的论据，但对教育与社会分层及流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直接回答。杨志顺(2006)从理论上指出，教育对社会阶层结构兼具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孙大鹏和王琳娜(2015)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寻租行为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出现扭曲，偏向高收入阶层。蒋亚丽和腾芸(2015)利用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对教育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我国社会阶层还未固化的前提下，高等教育仍然是农村学生转变自身社会阶层的重要途径：在公平的高考制度下，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目的。但蒋亚丽和腾芸(2015)仅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作为社会阶层变化的标识，显然社会阶层流动的情况更加多元复杂，例如农村和城市内部个体社会地位的跃升，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流动的表现形式，高等教育的影响机制及表现实际上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