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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的“重构情结”及其检视
2016年02月24日 13:26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15年第7期 作者:张铭凯 字号

内容摘要:教育研究的“重构情结”表征为研究起点的反思性不足、研究立场的本土化意味寡淡、研究结果的指向性不清、研究行为的价值性偏失。

关键词:教育研究;重构情结;误区检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铭凯,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教育研究的“重构情结”表征为研究起点的反思性不足、研究立场的本土化意味寡淡、研究结果的指向性不清、研究行为的价值性偏失。基于此的“重构”研究陷入为了“重构”而生问的逻辑错误、为了反思而“重构”的取向偏差、为了“重构”而“重构”的作为失范等误区。检视教育研究的“重构情结”及其“重构性”研究误区,应在本体维度上坚持基于问题的“重构”,在认识维度上坚定基于系统的“重构”,在方法维度上坚守基于实践的“重构”。如此,彰显“重构”研究之于我国教育研究的本土气息凝结和本土气派形成的独特价值。

  关 键 词:教育研究 重构情结 误区检视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5)07~0038~05

  教育研究的终极旨趣在于探索教育规律,解决教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立足问题是教育研究的生命所在。问题意识的培育、反思能力的培养、批判精神的形成,这些都是教育研究活动的重要内在要求,一方面教育学科亟待廓清自我研究领域、形成自我研究范式、彰显自我研究气派;另一方面教育学科研究是一种关乎人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灵动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根据变化的现实问题不断调试理论以适应或引领实践。教育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离开教育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教育理论研究应“接地气”。[1]因此,基于实践问题的研究立场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反观当前的教育研究,事实上出现了一种“重构性研究的热浪”①,其表征为研究起点的反思性不足、研究立场的本土化意味寡淡、研究结果的指向性不清、研究行为的价值性偏失,笔者将其称之为教育研究中的“重构情结”。理性地看,基于“重构情结”的“重构”背离了教育研究解决实践问题的根本诉求,既不符合教育研究的应有逻辑,也无益于教育研究旨趣的实现。从长远看,将遮蔽甚至阻滞教育研究本土意识和自我气派的形成。鉴于此,有必要就其进行客观和理性的检视。

  一、教育研究的“重构情结”及其表征

  教育研究是一个关于教育规律探索和教育问题解决的循环往复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以“问题”为逻辑起点的。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学还显得“年轻而稚嫩”,因此缺乏独特的自我品性。一些教育研究者出于对教育研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发掘教育问题、探寻教育规律,形成了我国教育研究的蔚然之风。客观地讲,教育研究的自觉者为建立具有本土气息、尽显本土特色、育造本土气派的教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可能恰恰是因为这种强烈的追求,无意中培植了一种目标急切达成的土壤,因而营造了教育研究中的“重构”之风,形成了一种“重构情结”。这种“情结”具体表征在以下方面。

  (一)研究起点的反思性不足

  任何一项严谨的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教育研究有着久远的过去,而这些“过去”本身就是今天研究的宝贵财富。“研究教育问题,进行教育思维,不能不认识教育历史的发展逻辑。”[2]因此,教育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忽略对历史的观照与尊重而随性“重构”。眼下教育研究的一些问题,如学校文化建设、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城乡统筹教育发展等,虽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只是现在才出现和存在,更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没有研究的历史,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任何所谓的“重构”恐怕都是无稽之谈。综观当前教育研究中的一些“重构性研究”,大有立足当前谈当前,而缺乏对历史的应有观照与反思。殊不知,每一个当前都是以过去或者历史为映衬和基础的,如若对历史惘然,不仅是对研究起点的模糊,而且基于此的“重构”也必将因基础不稳而遭遇昙花一现的命运。

  (二)研究立场的本土化意味寡淡

  教育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便是立足本土,解决本土问题,教育研究中的“重构”自然是基于本土的“重构”、为了本土的“重构”。认同并坚守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要彰显教育研究的本土意味和气派。审视近年来教育研究中有关“重构”的成果,基于国外的“重构”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一些研究者在尊奉他者的同时也失去了学术自我:他们倾听他者声音的结果,自我却‘失语’了;借助他者眼睛的结果,自我却‘失明’了。”[3]在这里,我们需要慎思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外教育研究的成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基于何种立场、本着何种目的影响我国的本土教育研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含糊,不仅不能发挥国外教育对我国本土教育研究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反而会把我国的教育研究推向一个迷失自我的“危险地带”。实际上,在多元文化相互交织、教育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立足本土与世界进行真正的、有效的、深度的对话,其价值不言而喻。但在放眼世界的同时,何以处理本土与外来、守正与创新的关系而不本末倒置,亦是一个亟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教育研究“重构”的本土化意味不足,不仅消解着“重构”本身的旨趣,也无益于教育研究的深化发展。

  (三)研究结果的指向性不清

  教育研究中的“重构”,从根本上讲,源于一种“需要”,无论我们把需要定义为一种缺失,还是现实与目标的差距,抑或是想要达到的程度。就此来看,之所以要“重构”,就是对现状的不满、力图改善现状达到更优的目标。“重构”的目的在于指引实践,推动实践朝着更科学、更有效、更深化的方向发展。据此反视教育研究中的“重构”似乎陷入整体失魅之态,一方面没有深刻思考“重构”的目的,研究盲从跟风;另一方面对“重构”的指向未能有效预测,成果价值局限。实际上,“从理论上重建的‘实践逻辑’,也只能是针对特定时空条件下某种(或某类)实践活动的而不是覆盖某个实践领域的‘逻辑’”[4]。由于没能充分认识“重构”的指向性,从而遮蔽了其实践意蕴。诚然,不管是教育理论研究还是教育实践研究,都是为了解决教育问题,教育研究中的“重构”不可能偏离这一旨归。反之,背离了实践旨趣的教育“重构”研究难逃自我失落的窘境。

  (四)研究行为的价值性偏失

  从本质上讲,教育研究是研究者着眼教育问题、基于特定立场、运用多重视角来探寻教育规律和解读教育真谛的过程。“重构性”的教育研究实际是基于某种理论或视点对已有研究的反判,或是修正的,或是颠覆的,抑或是新建的。依此来看,“重构性”的研究对于提升教育研究的品性和推进教育研究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问题洞见的精准度、研究立场的鲜明度、视角选择的适切度等都是教育“重构”研究必须谨慎思考的问题,因为“重构”研究这一行为的效能将直接影响研究的品质。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一些“重构性”研究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缺乏系统的洞悉,表现为基于肢解和碎片的“重构”;对于研究立场的站位失当,表现为盲目与随性的“重构”;对于研究视角的选择偏见,表现为基于“去本崇洋”式的“重构”。审思之,此种种表现都致使“重构”研究行为偏失,势必误导研究的失范。如此,“重构”研究的意义凋敝也自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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