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一场由某高校文史哲三系共同举办的人文知识大赛中，申请学生所提交的文章多涉文学，历史方面的少之又少。该校一位历史系教授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的高中生在历史方面的训练太少。

　　静言思之，这种现象背后至少有赛制和学科的原因。念书的人都知道，语文从小开始学，一路走来各种作文比赛不计其数，有些还是全国性的品牌比赛，作文写得好从不乏激励。但历史哲学的“待遇”则要差很多，不仅可供展示的平台十分有限，激励机制也乏善可陈。一说要交文章，大家的第一反应恐怕就剩交作文了。这是人文大赛之憾，也折射出当下文史哲的学科境遇来。

　　文学更具基础性，历史、哲学要求更专，三者境遇不同情有可原。文学虽不必然与历史、哲学牵扯，但后二者确可为之灌注灵魂。因厚重的史论、精深的哲思而传世的篇章不在少数。司马光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世事沧桑之感跃然纸上；卢梅坡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别具理致与笔趣。这些对历史变迁的感悟，对一事一物的思索足以为文学点睛。而反观当下，不少文学作品虽有艳丽词藻，但却空洞无物，甚至充斥着无病呻吟、低俗风月，着实堪忧。

　　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文史哲本一家。古代中国崇尚“博雅传统”，君子们谈文、论艺、述道，广博的知识、高超的辞令和贵重的人品兼而有之。直到晚清，“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对接的“专门之学”逐步兴盛，“通才之学”的人文传统日渐衰落。这样的学科体系沿袭至今，或有其优点，但也不乏弊端，在人文学上表现尤甚。有学者曾感慨，“当下博士不是‘博’士，现在培养的博士都是‘窄’士。”

　　当下，“人文学”成为不少学者的呼声，一些大学也开始探索文史哲的融合。这是一个积极的导向，但是，从大学才开始弥合因分科带来的隔阂，是否为时太晚？博物君子引人追慕，“博雅传统”让人向往，我们至少可以先从认识上少一点分科之念、功利之想，回归到治学的本意上来：勿问学科地修业进德，学为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