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取向的课程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坚守多元主义价值观；培养学生尊重自由的能力，欣赏差异的能力，交往与合作能力等；将多元文化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和平教育、环境教育等作为重要课程内容；倡导民主、合作、探究的课程实施、评价和管理方式。

　　美国《纽约客》杂志1983年曾发表过杰克·齐格勒（Jack Ziegler）的一幅讽刺漫画：由12位最高级别军事将领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坐在一张很大的圆桌周围，眼睛注视着一个左手拉小推车、右手拿泰迪熊玩具的小姑娘，友好地问道：“小姑娘，我们参谋长联席会议今天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每一位教育者都需要思考战争、和平与教育的关系

　　在尚处于“冷战”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一分钟耗费在武器装备上的金钱是100万美元。与此同时，每年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儿童是1200万人到1300万人。粮食和其他营养品匮乏的主要原因是，把大量金钱投在军备竞赛上。上述那幅漫画的讽刺意味就在于：口口声声为了“拯救儿童”的军事战争，事实上却是残害儿童的最大凶手。

　　1989年，为了保障儿童的生存、发展与受保护三项基本权利，联合国大会颁布了《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确立了“儿童至上”的原则和“一切为了儿童”的新道德观，即儿童是人类一切成就的最先享受者，亦是人类一切灾难的最后罹难者。为什么？因为儿童既弱小，又伟大。他们生理上弱小，心灵和精神上伟大，不仅发展潜能巨大，而且拥有内在价值和独特价值，他们是人世间许多最美好价值和知识的源泉。保护儿童就是保护成人自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珍贵时刻，每一位教育者都需要思考战争、和平与教育的关系。作为一位课程学者和新课程改革的倡导者，我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的课程改革能够告别战争、促进和平？

　　告别战争、走向和平是课程改革的时代诉求

　　20世纪最具战争性质的课程改革是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学科结构运动”。它直接源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空间与科技竞争。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在当时的美国被称为科技领域的“珍珠港事件”，轰动朝野。美国举国上下认为，在与苏联的军事与空间竞争中，美国落败了。美国政府迅速颁布《国防教育法》，斥巨资投入课程改革。为快速提高美国的科技竞争力，这次课程改革首先致力于更新课程内容（特别是理科课程），以实现课程内容的现代化为重要目标。为达此目标，一是以各学科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为主体从事课程改革；二是将各学科的最新进展和最前沿水平尽可能反映在中小学课程内容之中；三是抓住各学科最本质、最关键的内容即“学科结构”，以求削枝强干之效。这里的“学科结构”，是指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即“实质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探究方法和态度，即“句法结构”。因强调“学科结构”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显著特点，故又被称为“学科结构运动”。

　　在以“学科结构”为核心实现课程内容更新之后，再将这些内容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认知发展特征进行课程组织，以尽可能早地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反复学习与探究，使课程内容与学生的智力发展同时“螺旋式上升”，由此形成所谓的“螺旋式课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本次课程改革的主要领导者布鲁纳将这种课程组织的原理概括为：“任何学科都能以某种诚实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儿童。”这就是“三任何”课程原理。在完成课程内容的组织、使之“结构化”以后，又强调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转变：彻底摒弃机械训练、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将科学家的研究方式转变为今日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的学习方式，大力倡导“发现学习”与“探究学习”。由此构成本次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

　　怎样理解“学科结构运动”的本质？从积极意义看，首先，它继承了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特别是20世纪初教育民主化运动以来（以杜威为代表）强调探究、发现、问题解决和创造的课程与教学传统，并将之系统运用于现代学科知识的学习。以知识内化和技能熟练为目的的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等旧教学方式被成功淘汰、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自此以后，探究学习和发现学习成为学校教育的主导学习方式。其次，它不仅系统探索了学科知识的性质和学科结构的意义，而且继承了自皮亚杰以来理解并尊重儿童认知方式和认知发展特点的宝贵传统，由此使学科知识真正成为学生探索的对象。

　　但“学科结构运动”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首先，它直接源自大国之间军事、空间与科技竞争的需要，具有鲜明的工具主义倾向，教育沦为社会竞争的工具。其次，它尽管不否认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但因其直接目的是培养科技人才、从事科技竞争，这使其不可避免地追求“科技理性”，将数学和自然科学变成核心课程，重理轻文。再其次，它主要追求“智力目标”，旨在培养学生“智力的卓越性”，由此忽视了学生道德、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养的发展，从而导致人的发展的工具化。最后，它过度追求课程的“学术性”与“专门化”，不仅忽视了学科之间的联系，而且割断了学科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联系，从而导致课程的工具化。

　　正是因为上述问题，在美国，“学科结构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后受到广大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强烈抵制，这次课程改革也最终被“宣告失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冷战”热度的降低，该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也淡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战争取向的课程改革”的实质，并记取历史教训。当一种课程改革只强调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忽略教育的内在价值和主体价值的时候；当它只强调“科技理性”和科学课程，忽视人文精神和人文课程的时候；当它只关注智力、创造性发展，忽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的时候；当它培养的学生功利心和权力意志膨胀，具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能尊重和理解差异并践行多元主义价值观的时候；当它只强调学科中心、管理、控制、规训，忽视学生经验和社会生活的时候，这种课程改革即具有战争性质。

　　告别战争、走向和平，是课程改革的时代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