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构建的制度瓶颈及实践探索

　　作者简介：贾文胜，潘建峰，梁宁森，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杭州 310018

　　内容提要：实施现代学徒制不仅是高等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经济体系互动、扩展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有效途径，还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抉择。现代学徒制在西方国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人才培养效果，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阐明参与到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构建的相关主体及其利益诉求，本文借助经济社会学“社会建构”这一理论视角，分析了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构建所面临的制度障碍及其消极影响；并针对当下高职院校构建与实践现代学徒制面临的制度困境，通过深入剖析某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实践案例，提出了五大机制制度，为作为基层创新与实践主体的高职院校指出了在当前制度环境下现代学徒制的实践路径。

　　关 键 词：高职院校 现代学徒制 制度瓶颈 实践探索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15JZD046)；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高职院校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15YJA880036)；2016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项目“高职院校专任教师职业能力提升：理论与实践”(2016JD45)。

　　2014年国家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指出，要“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现代学徒制的开展不仅是高等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教育体系与产业经济体系互动、扩展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及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抉择。现代学徒制在西方国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人才培养效果，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实施现代学徒制是进入“后示范”时期高职院校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内涵提升的关键路径。在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全国100所高职院校先行开始了现代学徒制的探索与实践。

　　然而，尽管在思想意识领域，政府和高职院校都认识到发展现代学徒制是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办学质量提升的有效路径，但仍有许多理论问题亟待解决。例如，现代学徒制与高职院校传统的校企合作有何本质差异？当前我国的制度环境是否能够为现代学徒制的开展与实施提供制度支撑？怎样根据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环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直接影响现代学徒制能否在高职院校顺利实施。因此，本文借助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分析参与现代学徒制构建的各主体的利益诉求，考察各参与主体是否能够达成利益均衡和实现有效合作，同时指明哪些制度因素会阻碍合作目标的达成。高职院校作为基层的实践单位，应当根据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学徒制的构建之路。

　　一、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构建场域中的博弈主体及其诉求

　　从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的理论观点来看，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形成的过程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治理结构相匹配的；也就是说，现代学徒制是被社会建构的。学徒制的实施，一方面是企业和学徒之间的双向博弈过程，另一方面是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徒、家长等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互相博弈的过程。因此，基于这一理论视角，不管是以企业为实施主体的学徒制，还是以学校为实施主体的学校教育制度，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技能形成方式。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技能形成的物理空间，而在于支撑两种不同运行方式的社会基础。现代学徒制之所以主要在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出现，也正是由于“不同的市场制度环境对各方围绕劳动安全的利益政治行动方式规制不同，由此产生的差异最终形塑了资本主义国家间技能形成路径的不同轨迹。”(王星，2014，第49页)在自由市场经济氛围浓厚的英美等国，其以“竞争替代”为原则的经济治理模式使得它们主要以外部技能形成方式为主；而通过企业间或企业内的联合与协商来干预市场自由竞争的德国、日本，则主要以内部技能形成方式为主。

　　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建构”的内涵主要是指：为了达成某一社会行动目标，不同行动者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行磋商、妥协进而达成共识的行动。影响这一社会行动过程的因素不是个体基于理性的选择，而是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包括利益、价值、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习俗规范等)，亦即个体的行动策略将会深深打上社会的“烙印”。按照这一理论所持的观点，现代学徒制就是为了达成“技能传承”这一社会目标，不同行动者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某一场域规则(这一规则的形成亦受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环境的影响)的规制之下相互博弈和互动的建构过程。因此，识别现代学徒制构建中的各参与主体，并对其主要利益诉求进行判别，是进一步分析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构建所面临的制度障碍的必要前提。如表1所示，对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实践能够产生影响的主体要素包括：企业、高职院校、学徒、政府、师傅、行业协会等等。

　　二、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构建所面临的制度瓶颈

　　现代学徒制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参与者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制度构建的不同参与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在特定活动场域内相互博弈的结果。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一种暂时的利益均衡，都是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参与主体的暂时妥协。当环境发生变化或某一参与方抵触这一结果时，都有可能造成社会制度的重新建构。因此，探寻制约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构建的制度瓶颈，就应深刻分析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治理环境下参与主体在现代学徒制构建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

　　(一)企业与学徒间缺乏可信承诺制度削减企业积极性

　　从企业方面来看，它获得自身生产所需要的技能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通过内部培训培养技术工人，这种培训由企业承担培训的所有成本，以德国、日本为典型；第二，通过外部市场直接寻找能够与企业岗位能力要求相匹配的劳动力，即从其它企业“挖人”，从而省去了绝大部分培训成本，例如英国、美国等(周琳，梁宁森，2016)。所以，不同国家有不同类型的技能需求模式以及对两种模式的不同解决路径：“一是可信承诺问题，是指企业和技术受训工人之间达成长期稳定和委托合作关系。对于技能形成而言，企业投资需要一个契约保证，即保证受训工人服务企业的时限必须跨越企业培训投资的高成本阶段，至少一直到受训工人的劳动贡献和生产能力超过企业投入成本的阶段；二是集体行动困境问题，集体行动困境源自于‘搭便车’所引发的合作秩序无法形成。”(王星，2014，第50页)“这两种模式的表现形式虽有差异，前者主要表现在企业和学徒之间，后者则主要表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但这两个模式的问题焦点都表现在企业投入学徒培训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即在当前社会经济治理模式背景下，企业一旦投资学徒培训，是否能够获得投资回报，是否会由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风险而造成培训成本的无法收回等等”(周琳，梁宁森，2016，第104页)，这是企业最担心的问题。德国、日本等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与经验是：一方面，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联合与共同协商(如行会组织)的方式来达到干预市场之目的及效果；另一方面，依靠企业之间的联合网络，限制企业之间在劳动力市场的恶性竞争，为企业内学徒培训制度的构建奠定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