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把音律、尺度、容量、权衡，统称为律、度、量、衡，这是人们对于音乐以及物体的长度、体积和重量的测量与规范。《汉书·律历志》中说：“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意思是只有统一律、度、量、衡，才能取得远近国家和老百姓的信任。而实现“同律、度、量、衡”，不仅是当时科学技术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时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值得庆幸的是，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早已失传的玉质黄钟律管，让人们看到二千多年前国家法定的律、度、量、衡的基准器（或叫法器、标准器），从而揭开了汉代律历制度中最为神秘的一道面纱。

　　一、世所罕见的玉质黄钟律管

　　在江西省博物馆《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玉器展柜的一角，静静地放置着两件玉管，都是和田玉质，一件稍粗，一件稍细，上面均有黑沁，没有雕刻任何纹饰。其中稍粗的一件玉管目测长度为20厘米左右；而稍细的一件目测长度为18厘米左右（图1）。如果说汉代的一尺相当于现代的23·1厘米左右，那么，稍粗的玉管大约合当时的9寸；稍细的玉管大约合8寸半。这么长的两件玉管，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图1

　　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两件非常普通的玉饰。真是这么简单吗？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一批十分珍贵的玉饰中，一件组玉佩的中间，也有一个相似的玉管（图2）。但相比之下，一是器型大小不同。

　　图2

　　组玉佩上的玉管要细得多，也短得多。而这两件玉管要长得多、粗得多，如果按比例做成同样的组玉佩，没有其他饰品可与之配套，更不可能佩戴在身上。二是雕琢精细程度不同。这两件玉管加工时打孔贯通的位置不偏不倚，打磨抛光细致，与同时出土的某些玉璧、玉环、玉佩相比，琢磨得似乎更精美一些。三是安放位置不同。海昏侯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的玉饰，大多出土于主椁室东、西两侧，组玉佩出土于西藏阁的娱乐用具库，而这两件玉管却出土于主棺之中，放置在离刘贺遗体最近的地方，说明这是墓主人生前极为珍爱之物。因此，这两件玉管可能是比组玉佩更为高级的器物，应与那方“刘贺”玉印一样，象征着王侯应有的权力、地位和财富。

　　那么，在汉代的王公贵族之家，九寸之长的管状物会是什么呢？检索史书可以查到，“黄钟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气至则黄钟之律应。”《汉书·律历志》也称“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原来，古代把乐律定为五声，即宫、商、角、徵、羽，五声之中还包含着十二律。律，原本指用来定音的竹管。蔡邕（yong,音拥）《月令章句》：“截竹为管谓之律。”这种律管是用昆仑山阴面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做成的。据说，古人就是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低不同的标准音，简称十二律。十二律中的第一律称为黄钟，律管九寸长，孔径三分围九分，叫黄钟律管。这样看来，海昏侯墓中那个九寸长的玉管，正是史书中多次提到的黄钟律管。

　　古往今来，人们常用“黄钟大吕”形容音调洪大、响亮、和谐、优美。《周礼·春官》：“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原来，按照古代的音律，十二律又分为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律，黄钟为阳律的第一个，大吕为阴律的第四个。如果黄钟的管长为9寸，那么，大吕的管长就应该为8·42寸。因此，与玉质黄钟律管并排展出的应当就是玉质大吕律管。

　　长期以来，有些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音乐只有相对音高，没有绝对音高。玉质黄钟律管的出现，向世人再次表明，古代中国不仅已经有了完善的绝对音高的概念，而且还有确定音高、校准音高的基准器。这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二、黄钟律管是汉代法定的律、度、量、衡基准器

　　前面提到的《汉书·律历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有关律、度、量、衡最系统、最权威的著作。它是由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xin,音新）奉命组织100多位学识渊博，通晓历史、天文、地理、乐律的专家学者，在考察历代律、度、量、衡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自从汉武帝以来的经验做法，对全国的备数（算数）、和声（音律）、审度（尺度）、嘉量（容量）和权衡（重量），分别进行科学规范，建立了国家统一的律历制度。《汉书·律历志》首次明确指出了汉代的律、度、量、衡都是以黄钟为基准，还揭示了如何以黄钟律管为基准器，对律、度、量、衡进行定准的。

　　现代人很难理解，音乐与度量衡完全是两个领域的事情，怎么能够扯到一起呢？海昏侯墓玉质黄钟律管的出现，让我们找到了一把解开这个疑团的钥匙。

　　律管最早是用竹子做成的，但竹管易开裂、易变形、易磨损，不易长期保存。玉质律管就不同了，它不开裂、不磨损、不变形，不仅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制作时还可以达到极高的精确度。这就具备了一件科学的基准器的必要条件。

　　① 以黄钟律管为准，建立统一的音律体系

　　首先，黄钟之律奠定了五声的基础。《汉书·律历志》说，“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损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也就是说，宫、商、角、徵、羽五声都是由黄钟派生出来的，如果把长九寸的黄钟律管发出的声音确定为宫，那么，减少或增加律管的长度，便形成商、角、徵、羽。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黄钟之律作为宫，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其他声音都是由宫决定的。正如《汉书·律历志》所说，“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黄钟至尊，亡（无）与并也。”

　　其次，十二律也是以黄钟之律为基准的。古人把十二律划分为六个阳律和六个阴律，其中六个阳律是黄钟、太族、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个阴律是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怎样才能确定这十二律的音准呢？《汉书·律历志》指明，是按照“三分损益”法确定的。具体地说，就是以黄钟九寸之长为准，“三分损一，下生林钟。三分林钟益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损一，下生南吕。……”以此类推，形成十二律（图3）。这说明，十二个律管的长度都是由最初的黄钟律管确定的。换句话说，十二个标准音的音高与黄钟的音高之间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的。

　　图3

　　可以推测，海昏侯墓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二十五弦瑟、排箫以及琴、笙等乐器，当初都是以玉质黄钟律管为基准器调整音高、音准的，从而使刘贺的这支由金石管弦组成的乐队能够演奏出统一、美妙、和谐的乐曲。正是这种以黄钟律管为基准器而建立起来的科学、完整、严密的音律体系，使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乐器，至今都能演奏出古今中外的优美曲调甚至是交响乐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奇迹。

　　② 以黄钟律管为准，建立统一的长度体系

　　汉代的尺度，“本起黄钟之长”（《汉书·律历志》）。黄钟律管长九寸，以此为尺度，叫律尺，表示这是法定的。然而，这种九寸的黄钟律管并非家家户户都有，于是汉代规定了一种“累黍定尺”的转换方法，即《汉书·律历志》中指出的“以子谷秬（ju,音巨）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意思是选用北方黑色谷子的适中者，一粒黍的宽度就相当于一分长，九十粒黍横向排列起来就是九十分，即九寸，为黄钟之长。这样用于测量，“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这种“累黍定尺”的方法，简便易行，家家户户都可以采用，海昏侯墓中就发现了许多这种黍子（图4）。问题是这种做法能够保证精确吗？有人多次做过试验，用山西、北京等地所产的浅黄色或深褐色的黍子，横排（即黍之短径）100粒，测量约合23厘米，竟然与汉代的一尺相合。这就说明，比起历史上“以足定尺”、“布手知尺”的方法，“累黍定尺”要精确得多，也科学得多，完全能够满足汉代农耕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图4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些器物中，很多都有十分精确的尺寸。比如二十五弦瑟上写着：“禁长二尺八寸，高十寸。”又如椁底板的方木头上写着：“邓长公木三尺九。”这里的三尺九指的是圆木头的直径。再如刻漏上的漏尺，虽然已经腐烂，但可以肯定它是一件有精确刻度的尺子。

　　③以黄钟律管为准，建立统一的量器体系

　　汉代的量器分为龠（yue,音月）、合、升、斗、斛（hu,音湖）。龠，是个象形字，最初是指竹管制成的管乐器，《说文解字》把龠作为单独的一个部首，并注明：“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后来演变为一种古代的量器。《汉书·律历志》说，汉代的量器“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槩（gai,音概）。”又说，“龠者，黄钟律之实也”。意思是用黄钟律管的管腔作为当时最小的量器单位——龠，选用北方黑色谷子的适中者，用1200粒可以装满一律管，或者用井水装满一律管，其容量就是一龠。用黍子测量容量好理解，可为什么要用井水测量呢？这是因为井水与地面水相比，一个是杂质少，比较干净；再一个是井水的温度变化不大，密度恒定。《汉书·律历志》又说，“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据测算，汉代的一龠为现代的10毫升，一合为20毫升，一升为200毫升，一斗为2000毫升，一斛为20000毫升。

　　在农耕社会中，量器非常重要，关系到国计民生。海昏侯墓中就出土了形形色色的量器。如主椁室内的一件子母量器，一大一小套在一起，学名应叫漆椭量，与汉代朝廷颁发的标准量器无异（图5）。又如“昌邑籍田鼎”其实也是一件标准的量器，其铭文为“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重四十八斤，第二”（图6）。按照汉代的规定，十斗为一斛，这个“昌邑籍田鼎”就是标准的一斛。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海昏侯墓出土的鼎为什么会多于九件，因为有的不是祭祀用的，而是日常使用的量器。再如两件青铜鋗，一件铭文为“昌邑食官铭，容十斗，重四十斤，昌邑□□年造（图7）。另一件铭文为“昌邑食官铭，容四斗，重十三斤十两，昌邑二年造”。这些有铭文的量器，通行于昌邑王国、海昏侯国所在的地区，可以用于校准周边特别是所属食邑户的其他量器。这就为深入研究以黄钟律管为基准的西汉量器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