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其余入选项目为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这是我市继1998年“上林2湖寺龙口青瓷窑址”、2002年“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后第三个入选“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项目。王结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主任、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任何一个考古项目都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后司岙窑址水陆考古不仅在传统考古方法上作了诸多的有益探索,也融入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量实践,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的综合运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保证了考古成果的科学化和精准化。
关键词:秘色瓷;上林湖;司岙窑;遗址;瓷窑址;发掘;入选;考古工作;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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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宁波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4月12号出炉,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入选 ,其余入选项目为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这是我市继1998年“上林2湖寺龙口青瓷窑址”、2002年“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后第三个入选“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项目。
上林湖是唐宋时期越窑青瓷最为重要的生产中心之一,后司岙窑址则是上林湖窑场目前已知最为重要的一处青瓷窑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15年10月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队对后司岙窑址及后司岙水域实施了主动性田野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突破性的考古成果。
对于这个项目,专家点评词如下:
“夺得千峰翠色来”,便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赞誉越窑秘色瓷的著名诗句。越窑在长达数千年的生产时间里,最引人瞩目的是“秘色瓷”的生产,古代文献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和赞誉。同时,其含义和生产情况也始终是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后司岙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秘色瓷的生产有了详细而直观的了解。首先,确定了秘色瓷的生产地点在今上林湖的核心区域的后司岙遗址,产品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可以完全对应。其次,秘色瓷的生产从晚唐大中年间到五代中期。第三,后司岙窑址是一处生产水平高超的窑场,秘色瓷是其中专门用于贡御的产品,同时还生产民用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晚唐五代时期瓷器贡御方式的实例。第四,在生产工艺上,秘色瓷的成功烧制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使我们了解了贡御瓷器在生产上不计成本,精工制作的生产方式。特别要提到的是,这项考古工作在方法上的创新,一,窑址的发现,是先期进行了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这是比一般发掘更高一等级的系统性的考古工作,在勘查了上林湖地区一百多个窑址以后才确定了秘色瓷的生产地点。二,水陆考古相结合,对今天已成为水库的上林湖进行了详尽了水下勘探,弄清了窑址所在位置当年的自然地貌,为探讨原料的来源和产品外运提供了重要资料。三,面对海量的人工制品,在发掘中如何处理出土资料,尝试了九宫格发掘方法和三维化全纪录的方法。这些都是陶瓷考古工作中的有益尝试并居于领先地位。
部分专家点评:
霍宏伟博士: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我第一次看到秘色瓷盘,仿佛里面藏着一汪泉水,神秘而有质感。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那如梦幻般的上林湖畔,居然找到了烧造秘色瓷的窑址,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次考古成果重要,基本确定了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重要产地。从窑址发掘现场来看,只有用瓷质匣钵才有可能烧造出秘色瓷;同时,烧造秘色瓷并没有使用专门窑炉,而是与普通青瓷同窑合烧,但烧造过程中的窑位是有差别的,只有在窑炉中部才能烧造出秘色瓷。建议对秘色瓷的瓷土成分、釉料成分、烧成温度等进行科技检测与对比研究,以弄清秘色瓷的真正含义。
王结华(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主任、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任何一个考古项目都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成果,除直接的考古发现外,还体现在项目的系统管理与理念的不断创新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水陆空相结合。不论是田野考古发掘,还是水下考古调查与低空遥感探测,都运用了多种现代科技手段,真正做到了“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结合,保证了发掘方法的多元化和系统化。二是多团队参与。诸多高等科研院所和社会专业机构的共同参与,为后司岙窑址的水陆考古工作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与智力支撑,保证了发掘过程的数字化与高效化。三是多学科合作。后司岙窑址水陆考古不仅在传统考古方法上作了诸多的有益探索,也融入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量实践,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的综合运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有机结合,保证了考古成果的科学化和精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