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根本。近来，国家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刚刚结束不久的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从发掘领队到专家评委，都把文物保护工作作为考古发掘成果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会场外和考古领队交流的过程中，记者从这些重要发现的背后，了解到一些地方文物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形势与困境。这里面，既有地方群众踊跃投身文物保护的感人事迹，也有对一些地方盗墓活动依然猖獗的忧虑。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不容松懈。

　　感动

　　一位古稀老人的文保情怀

　　文物保护离不开当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近些年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不少群众自发保护文物的感人事迹，此次参评的项目也不例外。入围终评的山东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就是由一位当地热爱文保事业的退休干部偶然发现并促成保护的。十里铺北遗址位于山东定陶县，据发掘领队高明奎介绍，菏泽地区在历史上是黄泛区，多次的洪水导致地表下是深达数米的淤土，致使古代遗址深埋地下，很难被发现。潘建荣，一位土生土长的定陶人，71 岁的退休干部。退休前曾历任副县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副主任等职。潘建荣一直喜爱文史知识，他深知菏泽历史悠久、名人辈出，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史籍记载的商汤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与菏泽有关。他为菏泽的深厚历史底蕴感到自豪，也深知这片土地下一定有与历史记载相关的文物古迹，保护这些文物，就是保护家乡的历史记忆。退休以后，潘建荣并不只是在家里含饴弄孙，而是走向田野，当起了家乡的义务文物调查员。他在2005 年先后找到古成阳和古冤句城，并建议省考古所进行试掘。2009 年，潘建荣敏锐地觉察到定陶灵圣湖遗址一带可能有盗墓活动，并将情况迅速通知当地文物部门和公安部门，使这片地区及时得到了保护。在实地仔细考察之后，他认为可能会存在重要墓葬。考古部门进行了发掘，结果发现了定陶灵圣湖汉墓——山东迄今唯一一座西汉黄肠题凑大墓，并荣获201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潘建荣的积极奔走和呼吁下，菏泽市成立了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潘建荣任所长。2010 年以来，他和同事们走遍菏泽全境，先后发现了十多处龙山至商代的遗址。2013 年11 月下旬，潘建荣路过定陶县仿山镇十里铺村以北的时候，发现正在开挖327 国道西侧运河的工地上翻出大量黑土，立即下车并冒雨下河调查，结果发现黑土中有龙山、岳石、商文化陶片。他立即打电话给县委书记张红旗，建议停止修河工程，迅速上报市、省文物局，申报抢救性发掘。在县里的全力配合下，经过6 个月的发掘，一座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古代遗址显露真容。这座遗址历经大汶口、龙山、岳石、商代直至唐代等多个时期，是鲁西南地区现存古文化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堌堆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座岳石文化的古城，这是山东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座岳石文化古城，是在东西文化交汇地带发现的第一座夷商城址，是东夷西进、先商南下、晚商东渐路线上的重要城邑，和许多历史记载都有契合之处，学术价值非常大。定陶县经济并不发达，发展经济自然是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但为了保护这座城址，在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停止工程、修改规划，划定保护范围。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文物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出乡人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这座古城能够保护下来，古稀老人潘建荣、县委书记张红旗和其他有识之士功不可没。

　　忧虑

　　考古发现，尤其是古代墓葬的发现，往往已经是盗墓分子劫掠后的残迹。近些年，一些地区的盗墓活动依然十分猖獗。甚至重大的考古发现，有不少也是在盗墓分子“疏忽大意”下的劫后余生。本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的项目中有好几项就属于这种情况。且听听考古领队是如何讲述这些劫后余生的重大发现的。

　　失而复得的贵妃葬具

　　此次荣获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内蒙古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是内蒙古自治区于2015年发现的非常重要的辽代高等级贵族墓。目前发现的贵族大墓有M1和M2，其中的M 2根据出土墓志可知是辽代贵妃，来自当时显赫的萧氏家族，墓内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如金花银镂空凤纹高翅冠、金花银镂空高靿靴、包金框龙纹玉焊腰、银对蝶木枕，银鎏金龙纹鞘玛瑙短柄刀等珍贵文物。但这些曾经作为葬具被贵妃佩戴的珍贵文物，最初却不是由考古学家发掘出来，而是由盗墓分子盗走后又被追回的。发掘领队盖志勇讲述了这一珍贵文物失而复得的过程。“2015年6月7日我们接到自治区文物局转来的多伦县一座大墓（之后定为M2）被盗的消息，6月8日到达现场，发现墓的上方有一个很深的盗洞，感觉下面是一座大墓。于是我们封闭了盗洞，按照发掘墓葬的正常程序，先确定和清理墓道，当看到墓门以后就认定是一座等级非常高的墓葬了。”“当然，之前被通知这座墓遭到了盗掘，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进入墓室后，经过初步清理，发现棺内除了还剩下几个金流苏以外，已经空空如也。幸亏被盗之前，因为椁板塌陷，把棺旁的墓志和随葬的珍贵瓷器和玻璃器压住了。盗墓分子作案的时候可能非常仓促，没有仔细寻找，才只将棺内文物盗走。”“在发掘过程中得知，这座墓在2015年5月底被盗。所幸的是，部分犯罪分子被公安机关抓获，从7月份到2016年初， M2被盗文物被陆续追回，其中第一批追回的7件均为一级文物。”“这座辽代贵妃墓葬，从墓葬规格和出土文物看，都高于陈国公主墓。幸亏盗墓分子没有盗走墓志，且棺内葬具全部被追回，否则这座墓的学术价值要大打折扣了。至于和M2规格基本相同的M1，也应该是一座辽代高级贵族墓。可惜根据其上的十几个盗洞判断，在历史上曾被盗多次，近年依然有人盗掘过，出土文物情况远不如M2，墓主人身份目前也无法弄清。”盖志勇如是说。

　　破坏墓坑的彻底洗劫——徐阳墓地

　　如果说我们还能对辽代贵妃墓的珍贵葬具失而复得感到庆幸的话，那么在河南伊川发生的盗墓事件就只能令人气愤和叹息了。河南伊川徐阳东周墓地在近几年发现有数百座古代墓葬，发掘了东周时期的大型贵族墓两座（M1、M2）、车马坑两座、小型墓22座。在大型墓葬M2中出土了编钟、编磬和诸多青铜礼器，陪葬的车马坑一侧凌乱堆放或整齐摆放大量马牛羊头蹄。从种种墓葬特征，结合史料来看，这片墓地极有可能是东周时期从西北迁徙到洛阳伊川地区建国的“陆浑戎”的墓地。但是徐阳墓地的发掘领队吴业恒却告诉我们，这片墓地近年来屡次被盗，破坏极为严重。自2009年以来，在徐阳村周围陆续发现有盗墓活动，在当年夏天达到高峰。令人发指的是，盗墓贼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偷偷摸摸，掘洞钻入墓室盗窃文物，而是明目张胆地在徐阳村东、张村以北顺阳河北岸台地上使用挖掘机疯狂盗掘。在公安部门的打击之下，盗墓活动一度减少。但自2013年开始，当地的盗墓活动又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之势。盗墓分子打着“转基因大豆试验基地”的名义，承包土地进行盗墓，并威胁、恐吓当地村民不准报案。直到一天晚上，当地公安机关巡逻此处发现两组盗墓团伙并抓获数人。考古部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紧急进驻被盗现场，和盗墓分子抢时间，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但是，盗墓分子并未就此收手。就在考古队进驻现场的前一夜，盗墓分子还动用挖掘机，对之前已经开挖的墓葬进行盗掘。盗墓团伙往往二三十人为一伙，分工明确，有人盗掘，有人放哨，且多人持有管制刀具威胁过往群众。即便考古队已经进驻现场发掘期间，部分盗墓分子仍不死心，经常在现场外围游荡，伺机作案。所幸在进行考古发掘期间和之后，当地实施了有效的防范和保护，徐阳墓地的盗墓现象基本消失。吴业恒告诉我们，据他们调查统计，在数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发现盗洞40余处。从他提供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盗洞随处可见，地面伤痕累累。和陆浑戎贵族墓M2规格基本相同的大型墓葬M1，基本已经被盗一空，只发现了一些铜器残片。不仅如此，盗墓分子因为动用挖掘机进行盗掘，甚至对墓坑本身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可以说，这座墓遭到了彻底的洗劫！吴业恒估计，如果当时没有及时介入，以这样的疯狂盗掘，不出一年，这片墓地将遭到彻底的毁灭，“陆浑戎”也只能永远停留在文献之中！

　　视野

　　大遗址考古的新思路——良渚遗址的成功实践

　　王宁远

　　自1936年施行更先生在良渚镇的发掘开始，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至今正好是80年。期间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标志着良渚遗址考古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1936年-1985年，施昕更先生发现的都是良渚文化的基层小聚落，认识上是根据黑陶等线索和山东龙山进行联系。建国后在良渚地区的发掘也比较零星，累积发现了一些新的遗址点。这个阶段可以称为“遗址点”的阶段。关注单个遗址本身，区域性的总体认识还无从谈起。1986年反山的发现是一个关键节点。受到上海福泉山遗址的启发，发现了反山墓地。紧接着的瑶山、莫角山、汇观山等遗址的发现，这些极高规模的墓葬，体量巨大的建筑促使浙江的考古学者意识到良渚遗址的在整个文化区中的特殊高度和地位。开始对这些特殊遗迹进行性质的讨论，提出莫角山台城的看法，对整体认识开始逐渐形成，“良渚遗址群”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良渚的考古工作已经超越了“遗址点”的认识水平。划定了42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保护区。具有了朦胧的大遗址考古的意味。这期间考古工作更多地是被动性的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主动性的工作是遗址群调查，开始大规模的主动性调查，遗址数量达到135处。2006-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标志着良渚遗址的认识进入到都邑考古的新阶段。良渚古城的发现使我们的观察视点聚焦到莫角山反山的这个区域，对遗址群各遗址点的功能定位更为准确，研究角度也转到功能区的解读层面。因此，良渚遗址群的考古由前期的守株待兔、盲人摸象，进入到顺藤摸瓜，按图索骥的阶段。顺着莫角山宫殿区和城墙，向外寻找外部结构，于2010年发现确认了外郭城。2015年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标志着我们对良渚遗址的观察视野进一步扩大。良渚古城及外郭结构的发现，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古城并非一个能自给自足的聚落，其周边稻作农业调查表明古城周边附近都没有稻田分布，有越来越多的线索显示城内居民的身份不是直接生产稻米的农民，而很可能是各类工匠。而莫角山宫殿区巨量的碳化米的发现，使我们充分意识到良渚古城绝不是一个能自己自足的封闭聚落，而是一个由都城和广大的郊野组成的城市系统。就是个“王国”的概念。虽然我们现在无法获知这个国的精确边界，但是我们可以按照自然地理的界限，将杭州西北面的整个C形区域上千平方公里的的良渚遗址进行统一观察。观念和视角急剧扩大，意味着传统考古勘探工作手段已经无法满足考古工作的要求。因此，我们更多地采取了地理信息系统（GIS） 和遥感（RS）手段。如古城外郭就是首先在高精度的数字高程模型上发现线索，再通过考古勘探验证而确认的。而水利系统的发现，则与遥感手段的应用直接相关。

　　2015年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揭示，正是这种大遗址考古新思路、新方法下的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