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环境史视域中的边疆突破了其传统的内涵,被赋予了生态学内涵,具有了自然生态属性。各种植被因历史气候、水域面积、经纬度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区域,各生态区交界地带的界线就是生态层面的边疆线。明清时期,生态边疆除受自然原因影响发生变化外,还受到工矿业及农业垦殖、农作物引进等人为影响而变化。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及生态变迁,物种引进及其入侵使生态疆界被不断打破,生态界域被破坏,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危机,威胁到边疆安全及国家安全。生态边疆的重建成为构筑生态安全、建立生态防护屏障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环境史/生态边疆/生态界线/物种引进/生态安全

　　作者简介: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 650091

　　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物入侵及其破坏性后果是目前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边疆地区因种种原因成为物种入侵危机的高发区,边疆一词逐渐具有了生态学性质。传统边疆研究强调的地理空间、国家疆域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等内涵,已不能适应学术研究诸如环境史等新型学科研究及生态危机演变及治理的现实需要,需要适时调整完善。撇开人类中心观的桎梏,边疆概念就有了拓展及延伸的空间,其生态属性就得到凸显。生态界域里的边疆,在强调其空间及其疆界(边界线)内涵的同时,更注重以生态系统的类型划分的、除人类外的生物物种的分布、演变及其结果,即生态边疆及其界线主要以植被类型的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的存在为基础。虽然自然科学对中国植被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却尚未探讨各类植被区交界线的存在及其划分标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的边疆研究虽然成果辈出,但生态层面的边疆及其分界的研究也未受到关注。

　　在边疆的生态状况及其危机备受关注,在生态安全成为2015年1月1日实施的国家环境保护法的主要内容之时,边疆生态及其疆界线的变迁就成为环境史及边疆学研究中最基础、最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成为当代生态安全建设中必须解决的基础问题。从环境史视域探讨生态边疆的内涵及其形成、变迁的原因及后果,以及生态界域里的边疆安全与生态防护屏障的建立等,不仅有助于边疆史、环境史及现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也能促进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及防护体系的建立,使生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边防安全的重要建设内容。

　　一、生态边疆的内涵:生态界域中的疆界线

　　国家、地区的地理空间暨领土历来都是有疆界的,国家疆域因此沉淀并演绎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民族等的存在也是有边界的,包含着实体层面的具体内涵及思想、文化层面的抽象内涵,历来关注者众,研究成果丰富。但此层面的疆界多从人类为主位的角度来界定及研究,具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并长期统治着人类历史尤其思想文化史的书写及研究语境。若从自然层面来看,生物、非生物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环境的存在也是有边界的,如森林、草原、荒漠、土壤、灌丛、草甸、草本沼泽等生物及其生态区系都有明显的分界线,此即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边疆线。

　　与人文层面的边疆相比,自然界的边疆,无论是内涵还是表现形式,都要丰富、精彩得多。重视自然生态层面的边疆内涵及其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是边疆史地及环境史研究中无法回避、逾越的问题。因气候、地理、海拔、水域等的影响形成的一道道自然疆界线刹那间便凸显出来。

　　(一)人文边疆之外的存在:生态边疆及其内涵

　　自然、生物界既然存在着边界,那生态边疆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历史及现实的一条条分界线,就成为界线内外的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相互区分、不会逾越及打破的疆界,一旦疆界被打破或跨越,就会导致生态界域里不同生物类群的减少、退化,甚至是生态系统的紊乱、衰减或灭亡。故生物、生态及其环境视域中的边疆具有了不同于传统人文边疆的特点,其内涵及实际意义突破了以地理空间、国家疆域及其他人文要素为核心的内涵,既不同于行政区划及领土疆域等地理空间层面的边疆,也不同于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民族、宗教等人文层面的边疆,而是因山川河流等地形地貌阻隔,因温度带、干湿带分隔而形成的自然特色浓厚的一道道分界线,在生物学及环境史层面具有了精彩纷呈的历史进程及更为广泛的意义。因此,边疆具有多维的内涵,兼具社会、人文及自然、生态的特点。生态层面的边疆与行政区划、领土层面的边疆,无论是边界线还是疆域,既有重合的部分,但更多的则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相对说来,生态边疆更为具体形象,自然边界线、疆界线的意味更重,一个行政区划或国家的疆域里,可能有一条、两三条或无数条生态分界线;一个完整的生态区域,可能隶属于一个国家或行政区,也可能存在几个行政区甚至存在几个小国家的多条疆域线。具体说,人文层面的边疆,是国家主权、民族分界、经济区划、军事防御、文化类型、宗教分域等的分界线。国家疆域,无论陆疆或海疆的疆界,在不同方向、位置上,一般只有一条分界线。但一个国家却可能存在多条民族、文化、经济、宗教、军事等人文特点明显的、大多重合的分界线,气候、自然环境等在其形成中不起主导作用;从自然界的视角来看,在生物物种的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疆界的形成中,行政、民族、经济、文化等因素不占主要作用,气候、经纬度、自然地理尤其地形地貌、水域分布等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故生态层面的边疆因自然的多样性而存在多条分界线,生态环境及其系统因之被分成了若干个大小不一的区域,并在人类的视域之外长期客观地存在着,并因此具有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

　　从国家地理疆域形成的历史及自然原因看,疆域的边疆与生态边疆具有较大的吻合性。但因历史进程及各种人为原因的差异,国家疆域界线与生态边疆界线既可能重合,也可能毫无联系——在一条疆域线上的不同经纬度带、不同降雨带,会有多条生态界线;一条漫长、横向的生态界线上也有可能存在一条或几条疆域线。因此,一个国家尤其疆域狭小的国家,可能只有一条生态边疆线,或只有疆域线而没有生态边疆线;疆域面积大的国家可能有多条生态边疆线,生态边疆线可能因自然地理结构的分割作用而与疆域线重合,也可能完全不重合。这再次说明,生态边疆的形成及数量、分布与国家疆域的大小有关,更与其跨越的气候带、水域面积、地理地貌等自然因素有密切的、必然的关联。

　　国家疆域层面上的边疆是人为划定的,既靠军事、政治、经济实力,也靠宗教、文化、思想意识、民族等的差异来维系,其改变是因实力与差异发生了程度、高低、大小的改变而发生重组。生态层面的边疆是自然力量划分的,早期生态边疆完全以降雨、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及水域、地理地貌等因素维系,这种自然形成的边疆及其变迁多指19世纪以前的传统社会时期。当时,生物的分布及生态系统受人为干扰较少,生态疆界是自然形成、存在及发展的,虽然自然界生物的自然迁徙和移居不可避免,其中也发生物种的人为引进,但很多越界移民的生物也往往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异或被当地生物同化,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杂下之十》)的情况在中国生物移民史上绝对不是个别和特殊的例子,在世界生物移民史上也有很多案例,但生态边疆受被同化的移民物种的影响并不大,更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至此,生态边疆的内涵逐渐明了。但应注意的是,此处的生态边疆并非目前通俗层面上所指的边疆地区的生态保护、生态恢复或生态文明建设,或是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生态重建等内涵,②而是指受地形地貌、降雨、温度、湿度、水域分布及其面积等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生物分布及生态区域的边界线或疆界线。这些界线使地面景观、物种分布及区域生态有了差异及渐次的变化,地面覆盖因之千差万别并影响到区域气候、景观及民族的分布、文化的形成乃至政治经济中心的变迁等。

　　生态边疆具有分别生物分布界域、防范生物入侵的疆界线的功能。因现当代生物自然分界色彩的弱化,生态边疆在一定层面及范畴内成为专指国家、区域间生物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疆界线的代名词,是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重要标识。这使生态边疆所在的地区成为防止生物入侵、建立生态安全防线的首要之区。

　　(二)自然与人为:传统生态边疆的发展与变迁

　　生态边疆的形成及变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及制约,早期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人为因素影响不大,即使有人为因素,也是可控的。20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深入,人为因素的影响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改变生态边界线及其疆域面积、范围的重要因素。中国生态边疆的发展变迁史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传统生态边疆时期,二是近现代生态边疆时期。

　　1.传统生态边疆的自然发展时期

　　中国传统生态边疆时期,主要是指人类历史以来至20世纪初,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生态边疆经历了漫长而稳定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3个时段。

　　第一是自旧石器时代至汉晋时期,生态的分界线是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天然形成的,很少有人为干扰。即使两汉时期从西域等地引进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果蔬类经济作物,但种植范围也多限于庭前屋后或菜园地,未形成批量种植,当其本地化后种植范围才扩大,对传统的农业社会及物种的分布没有造成冲击及影响,当地生态系统的区域划分及自然分界线也未发生改变。

　　第二是隋唐至元朝末年,生物疆域的分界线及其变迁开始受人为干预的初步影响,但干预力量较弱,未引起生态疆界的改变。这是自然形成的传统生态疆界向人为干预改变生态疆界过渡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此期,虽然从波斯等中亚地区引入过宿麦(冬小麦)、苜蓿、菠菜、胡椒、波斯枣、荸荠、葫荽(芫荽)、橄榄、芦荟等作物,还从越南等地引进过占城稻等农作物并扩大种植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物种的分布区域及其分界线,但种植区域及生态系统还受自然环境及其承载力的制约,植被分布及生态边疆的形成及变迁还是以自然力量的分界为主。

　　第三是明清时期,这是人为力量介入并对生态疆界线变迁的影响力度大大加强的时期,人为干预使物种的引进数量及分布面积扩大,改变了自然生态界线的分布及变迁方向。此期,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西红柿等农作物、经济作物从美洲引进并大量推广种植,这是历史以来物种迁入及种植范围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打破了农作物种植受限于纬度及海拔的状况,生物物种的分布及其界域发生了较大改变。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力取得了改变自然疆界的巨大胜利。但这些物种主要是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或经济作物,其栽种面积及数量既受人为需求的控制,也受栽种、培植技术及水、热、光、土、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还与自然生物繁殖的规律一致,人力及技术对作物所需的温度、水热、土壤等的调整作用不大,尚未完全打破生态系统中自然分割的界限。故生物疆域的分界由自然及人为因素共同决定,人为因素主要在种植农作物、经济作物的长江、黄河流域以南的农耕区、矿冶区发生作用;自然因素主要在森林、草原、草本沼泽地带、深山区和河谷区等广大地区发生作用。此阶段还未发生因政治、军事、经济及技术而改变、超越自然力量而重新划分生态疆界线的事。

　　2.近现代生态边疆变迁的人为干预时期

　　近现代阶段的生态边疆变迁,因战争、社会制度、政策、思想意识的冲击及影响,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迅猛发展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疆界的变迁造成了巨大冲击,干预并强制分隔、改变生态边疆线的状况成为生态边疆变迁的主旋律。

　　20世纪后,战乱频繁,人口急剧减少又迅速飞增,近代科技迅猛发展,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生态环境的发展、变迁轨迹受到国家制度与政策、人口、社会经济、新兴科技、交通、通讯、教育、思想文化的极大影响而发生巨变,生态边疆线的存在及发展方向由此改变。一些地区因生态环境及植被分布区的剧烈变迁,生态边疆变得模糊、混乱。同时,异域生物大量、频繁地引进,物种入侵日渐严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让人们始料未及,对生态系统的威胁日益增大,进一步模糊、混淆了生态疆界,威胁到本土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的安全与发展。此期生态边疆的变迁可分为4个时段。

　　第一是1900-1950年人为干预导致生态边疆初步改变期。这是近现代科技逐渐推广应用并逐渐加大对生态环境影响力度的时期。持续不断的战争、社会动荡及国民政府的边地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生态边疆因之发生了巨大变迁;橡胶、可可、咖啡、桉树、烟草等经济作物在南方地区的广泛引进及推广,成为本土生态区里的新兴强势物种,打破并模糊了生态边疆的天然分界线。

　　第二是1950-1979年人为干预加大导致生态边疆破坏期。因国家制度与经济政策的推行,如大炼钢铁、“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扩大化,生态环境受到了自明清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生态边疆线发生了巨变,很多地区因森林植被的消失,生态边疆线随之消失。同时,随着经济、技术、交通、通讯等的发展,非人为原因造成的物种入侵现象逐渐凸显,如生长繁殖极快的紫茎泽兰科等植被的自然入侵,本土生态环境遭受较大破坏,自然生态边疆线开始被打破。此期的入侵物种多见于植物,入侵动物及其对生态疆界的改变还未凸显,但因经济作物引种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其对生态环境及生态边疆的冲击及破坏性后果被掩盖,成为下一阶段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肆无忌惮地借助科技手段引进异域物种的推力。

　　第三是1980-2000年人为干预引发生态边疆急剧变迁期。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中,以生态、资源换发展成为各区域的主要模式。制度、政策的调整及人口的急速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各地无限制地开发自然资源,因现代高科技的介入,生态系统急剧改变。早期生态疆域里的植被及其他生物种类、数量纷纷减少乃至灭绝,新的异域物种不断被引进,从水里的鱼类、龟、螺、虾等水生动物到植被、爬行动物等一系列陆生生物不断地在人们无意识状态下入侵,生物的自然分布区域逐渐淡化,生态边疆线模糊、断裂甚至消失。而疆界的打破导致了区域物种构成、景观面貌及生态系统的改变,物种减少及灭绝趋势加速,本土生态系统日益脆弱化,引发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灾难。

　　第四是2001年至今生态边疆的消失及重构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增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制度、决策、措施及经济发展的诉求、不同组织及集团的利益追求,使以资源换未来、以环境换经济的发展模式大行其道,生态破坏及环境恶化的速度呈几何倍数在增长,本土生态系统受到进一步摧残。物种的肆意引进扩大了物种入侵的通道,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对外来物种的普查发现,中国自然入侵物种仅占3.1%,其余均为有意或无意导致的人为入侵,③入侵物种对环境的冲击及生态系统的破坏、摧毁力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故部分热带植物被移植到寒温带,寒带、温带的生物大规模移入亚热带、热带,人为打破原有的生态边疆线并构建起新的边疆线,引发了自然生态边疆线的混乱甚至消失。

　　因此,自20世纪初中国进入近代化轨道后,生态边疆就随着生态的变迁而日渐变化、混乱、模糊。在当代全球化的生态巨变中,自然生态边疆遭到人为力量的巨大破坏并消失殆尽,引发了不同层面的生态危机,生态边疆线的重建就成为区域生态恢复及本土生态系统重建中的首要任务,即构建具有防护作用的生态边疆线并成为防范物种入侵的警戒线,就成为现当代重建本土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